红衣女孩

作者：[波兰] 罗玛·丽哥卡

第一部分 记忆的底谷

1、一切永远都是黑灰色的2、永远不会平静3、最初的记忆

4、重新安置5、只是一个开始6、不断地抓走人

7、蓝色证件8、这群歹徒9、死一般的寂静

10、强制性的再定居11、“无犹太人”区

第二部分 克拉科夫人

1、奇怪的名字2、能去哪儿3、在这儿安全了吗？

4、安全的诱惑5、又处在了危险之中6、有权利享受那种生活

7、他是否还活着8、堕入了爱河9、“我也可以演吗？”

10、多么有天赋的演员11、都是危险12、我们去哪儿呢？

13、令人厌恶的战斗14、妈妈的爱情15、“克拉科夫的圣诞节”（一）

16、“克拉科夫的圣诞节”（二）

第三部分 可怕的寂静

1、父亲还活着2、谁能帮助我们？3、被困在阁楼里

4、感觉真是太好了5、我偷了东西6、孤独的感觉

7、妈妈过去的故事8、直到现在，我们都很幸运9、事情真的发生了

10、感谢及时的生病11、离开那里，我的童年就结束了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

1、戴维之星（一）2、戴维之星（二）3、那是个圈套

4、战争结束了5、噩耗仅仅是个开始6、永远做个好女孩

7、去上学8、持续的紧张9、三人小团体

10、累赘11、渴望去美国

第五部分 无忧无虑

1、去扎科帕内2、爸爸死了3、相依为命

4、要离开这里吗？5、妈妈快死了6、没有再回头

7、感觉到家的温暖

第一部分 记忆的底谷

　　1、一切永远都是黑灰色的

　　纳格瑞斯克旅馆坐落在法国的尼斯市，雄踞在蔚蓝色的海滨之上，像一艘巨大的白色舰艇，白色的雨篷随着清晨的微风上下轻轻拍打着。大海，出奇的蓝。旅馆里，服务生们穿着鲜艳的制服，头戴着插羽毛的帽子，在红色的地毯中间穿梭而过。我匆匆地走过大堂———发亮的大理石地面（大堂内破旧的大花瓶里挤着些红玫瑰），来到早餐厅。餐厅是圆形的，以粉色、棕色为主色，给人一种过去的竞技场的感觉：白马随着管弦乐奏出的华尔兹转动着，无数的灯泡照亮着这一切。墙上美丽的风景画透露出了一种温暖柔和的感觉，一人高的大娃娃穿着奇怪的服装站在餐厅中间，长长的卷发，僵住的微笑。

　　沉重的红色天鹅绒窗帘垂下来，百叶窗放了一半，缝隙间洒进的阳光在地板上与粉色的桌布上留下了金色的斑纹。这里的服务小姐看起来都跟那个大娃娃一样，她们穿着统一的粉色短裙，露出里边灯笼裤的褶边，只有她们略带疲惫的微笑是真诚的，她们前后地忙着。

　　餐厅里一股巧克力混黑莓，还有咖啡混香料的味道。我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排成一圈的自助早餐在厅正中，看起像一件艺术品，这立刻使我感到愉悦。黑莓、草莓、大块的菠萝，红的、绿的、黄的瓜酱；淡粉色的火腿艺术地弯成了玫瑰花形，鲜肉色的薄饼切片也被拼成了星形；被分成两半的小小的鹌鹑蛋上点着鱼子酱，宝石般的花色小糕，透明成堆的葡萄干卷，新鲜的橙汁像夹着冰块泻下的瀑布，各种颜色的果酱、蜜饯，蜂蜜、黄油球，伴着一股黑莓巧克力味。

　　我闭上了眼睛，光束在我的眼睫毛间游戏，消散在金色的尘埃中。在这个地方，我感到异常地轻松、愉快，但我不想承认这个，因为我是一个迷信的犹太老女人。我想到了海滩，一辆崭新的大的轻型马车在那里等我，服务生端给我一杯鸡尾酒，我沐浴在煦暖的阳光中时，阳光已经把我完全地吸收了，融入了碧蓝的天空中和那清新的大海中。午餐嘛，我来一份尼克斯色拉，外加一杯普劳塞考。然后我可以在索尼亚里基尔看精美的手提包……

　　一对优雅的夫妇在靠近我的桌边坐下来了，他们身后紧跟着一个小女孩，女孩在那一人高的大娃娃面前停下来了，站在那里看了又看，最后来到了父母跟前。妈妈把一个装满草莓的大大的高脚杯放在了她面前，但她没有吃。只是把勺子放在了杯子里，心不在焉地搅动着里面的浆果，眼盯着那个有微笑僵硬的娃娃。

　　小女孩黑色的卷发，黑色的大眼睛，黑黑的眼球。大约有五岁，看起来非常的虚弱。她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突然，我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另外一种世界，另外一个年代。看着小女孩，我想到了自己这么大的时候，她拥有我所不能拥有的一切：幸福、安全的童年、漂亮的房子、美丽的花园、草莓、巧克力、玩具还有爱她的父母。

　　我并不嫉妒，只是有一种多年来无法治愈的刺痛感，小女孩有权力享受这个美好健康的世界。但是我，我只是一个匆匆走过人生的局外人。

　　每个人都看出了我真不属于这个世界吗？我想现在他们已看穿我的伪装，扯掉我身上的衣服，把我驱逐到了漫天的风雪里。突然我感到寒冷，开始颤抖，我紧紧地抓住椅子的软垫。竞技武场上的灯光开始颤动，铁桶一样的乐器声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贯穿了整个屋子，把我拉进了记忆的底谷，回到了黑暗的洞一般的———犹太人区。

　　犹太人区总是那么寒冷，那么冰冻如霜，不论是在屋子里还是在外面。厨房里只有一个炉子供我们取暖，而且里面几乎没有煤炭。外面，雪在地面上盖了厚厚的一层。犹太人区没有夏天，没有季节，也没有阳光。一切永远都是黑灰色的。

　　犹太人区有四扇大门，但根本不允许我们通过，这是完全被禁止的。3号有轨电车，跑在街道上，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乘坐，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太人区没有停靠车站。车只是从这通过，车里的人透过蒸气腾腾的玻璃窗看我们，一个男孩从车窗扔下了几条面包，打落在我们脚下。我们在街道上站着，似乎快要冻僵了。许多人，到处都是人。一些人持着枪，牵着狗，监视着我们，他们随时有可能向任何人射枪，包括我。我们是那另一部分人———犹太人，我们必须一直等待着。

　　带枪的人，身穿金纽扣的制服，脚穿黑亮的皮靴，他们走过的时候，皮靴在雪地里咯吱咯吱作响。但是大多时候听不到这种声音，因为他们通过的时候不停地喊叫着。只要他们喝一声，我们就得服从，谁不服从就打死谁。我懂这个，甚至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小得只有他们穿着的皮靴那么高，他们走近我的时候，我能听见他们黑皮靴的咯吱声，牙齿锋利的猎犬就在我的耳边喘气，这让我感觉自己更加渺小。往往这个时候，我期望自己什么也看不见，这样做真的有效，我把自己消散在寒风里、呵斥声里、祖母冰冷瘦弱的手里。她那么紧紧地抓着我，可我的心已经不在那了。

2、永远不会平静

　　祖母总是在等待，结束的时候，她就把我抱回厨房，脱掉我的红外套，那是一件漂亮的软软的红毛外衣，还有一个兜帽，是祖母亲手给我做的。祖母用她冰冷的瘦骨嶙峋的手温暖着我的双脚，我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她搅动炉子上的锅时，就把我放在桌子上，然后盛一碗热气腾腾的麦片粥过来，上面还飘浮着一些肿块。她想喂我吃，我把头扭了过去。这粥让人恶心，肿块使人反胃。我不想吃，我感到恶心。其他的人都骂我，燥热的厨房里，到处是嘈杂的陌生人，出着汗，身体散发着臭味。其中一个男人，把碗从祖母手里抢过去，一口就吞下了麦片粥。祖母什么也没说，坐到她的缝纫机前，咔嗒咔嗒地开始做活了。我很高兴那个人吃了那令人恶心的东西，而且毫无所剩。

　　不知什么时候，妈妈回来了，天已经黑了。我躺在我的小床里，睡不着，因为到处是人，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他们吸鼻子、呻吟、嘟囔、咒骂、咂嘴，还有些人哭。妈妈疲倦的搂着我，她褐色柔软的头发闻起来不再有花的清香，而是怪怪的，很刺鼻。

　　“你的味道好奇怪。”我说。

　　妈妈笑了，我能猜到她一定很忧郁，她一直都这样。“是消毒剂味。”她说。

　　“消毒剂是什么？”我问。

　　她没有回答，而是从床底下拖出她的手提箱，拿出一个小瓶来，小心地打开。在腕子上滴了几滴，涂了涂。然后又盖上瓶盖放了回去，把我从床上抱起来。“香吗？”她问，现在她闻起来又有花香了。

　　“嗨，陶菲拉，我回来了。”是爸爸。他进屋子把我抱起来，亲了我一下。爸爸的声音很低沉，黑眼睛，像我的一样。他拥抱了一下妈妈。“闻起来真香”，他说，“我带回些土豆。”

　　他们走进厨房，其他的人都在那儿。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了，但是我只能听清几个字，因为实在是太嘈杂了。我觉得他们似乎在讨论我。

　　“那双眼睛！”妈妈说，“如果她能有一双像艾琳的蓝眼睛！”

　　“她的头发那么黑。”另一个女人说，是谁的声音我辨不出来。

　　“那不好通过，我们可能得想办法处理一下。”

　　“毒药？”妈妈问。听起来她好像非常害怕。

　　“绝不可以！”父亲吼道，突然一声沉闷的重击，我畏缩了一下。他可能砸了一拳桌子，他生气的时候就这样。他可能因为我而生气，因为我没有长成我应该长成的模样，我错了。枪声从街道上隐去，一声尖叫划破了夜空。厨房中的谈话停止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了谈话，后来我就睡着了。

　　手提箱、手提包、包袱、翻了的婴儿车散落在街道上。为什么没有人把它们捡起来呢？祖母拉走了我。仍在下雪，我们站在街道中间等待着，我们每天都站在这里，每天都是这样，每晚都是这样。犹太人区没有睡眠、没有黄昏、没有拂晓、只有皮靴上楼的声音、狗叫声、男人的呵斥声。门被突然撞开，人们尖叫着、恳求着、嘟囔着、咒骂着。灯永远都不会熄灭，夜晚永远都不会平静。

　　每一天，每一个晚上，都会有陌生人来。他们谈论着、推撞着、拥挤着，每个人来了都碰碰我。在我周围永远都有很多人：在外面狭窄的街道上，在这狭小的脏兮兮的厨房里。女人们在做饭，在为炉子上的一小块儿地方打架；那间我们与陌生人分享的黑黑的大房子里，外祖母静静地坐在缝纫机前缝补着；我的小床就在旁边。每一家都占据屋子的一个角落，没有浴室，所有的人共用厅里的一个马桶，马桶经常堵塞，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每次走进那个厅我都感觉恶心，尽管那样，我还是不让外祖母一个人去，不然的话，她就回不来了。

　　他们在我的脖子上围了一块在难闻的液体（甲醇）里浸过的布。她们把我放到床上，脱掉衣服，把一个小的圆形玻璃杯对着蜡烛烤，烤热后直接就扣在我裸露的背上。祖母努力地安慰我：“这叫拔火罐。”她在我耳旁低声说。“拔了很快就会好的。”可我不相信她的话，我每次都紧张、挣扎、哭闹。这个小玻璃杯每次在最后拔下去的时候都会发出一种讨厌的咂嘴声音。我害怕这些玻璃杯，甚至害怕那些陌生人，她们会用冰冷潮湿的手碰我的身体。而且，这些玻璃杯也没使我的咳嗽见好。

　　“她太弱了。”妈妈说。

　　爸爸回来的时候，骄傲地从外套里拿出一个小瓶来，压在妈妈的手心里。“鱼肝油，”他说，“这样我们的小女儿就能康复了。”妈妈搂住爸爸的脖子，其他的陌生人都点头赞成。我警惕地看着妈妈拔掉瓶子上的木塞，拿来个匙，从瓶子里面倒出些黄色的、油油的黏液。她试图把它倒进我的嘴里，可我比她快。我逃开了，躲在祖母身后。

3、最初的记忆

　　“罗玛。”妈妈叫，她的声音听起来少有的严厉。其他人也劝着我吃药。

　　“你必须吃了它！”他们说。“你必须要听你妈妈的话。”

　　我把头藏在祖母的裙子里。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就不会强迫我吃那些黄色的黏液。

　　“到这儿来，罗玛，”妈妈叫道。“求求你了，孩子……”尽管她的语气很软，我还是能听出她声音中的愤怒。最好就让我呆在这儿。

　　“快过来，吃了它，”妈妈喝道，“这是液体黄金！”

　　她竭力想抓住我。在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我感到害怕她，而不是害怕我的祖母：她没动，她的背是黑色的安全大山，她一句话也没说。

　　妈妈想办法抓住我的手，使劲把我从祖母的裙子里拖出来。我用全力挣扎着、呜咽着、反抗着。

　　“我不要吃那金子！我不吃，不！”我大声哭喊，但是，妈妈的手像一把铁钳，紧紧地夹着我的手。突然，我听到一声奇怪的断裂声，我感到什么东西像电一样击过我的手腕。我惊恐得大哭。

　　妈妈把我拉向她，我不能再挣扎，我的手太疼了。吊在那儿，弯了。妈妈扔掉匙，液体黄金溅了一地，闻起来一股鱼腥味。

　　妈妈害怕得双手捂住了脸。“你的手怎么啦？”她结巴地说，“我的孩子！罗玛，我对不起你。”

　　我努力地支撑起我的手，但是它又垂下来了，它受伤了。屋里的人几乎同时大声地说着,她们围着我站了一圈，每个人都想看看我的手，抓我的胳膊，用手摸我。

　　后来是我爸爸救了我，他一句话也没说，把我抱起来，奔出黑暗的臭味的大厅来到街上。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手太疼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老医生在我的断手上打了一个坚硬的白色绷带，现在不那么疼了，我为我的绷带感到很自豪。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群穿着黑亮皮靴的人正在割一个老头儿的胡子，他们一边狂笑，一边呵斥着。

　　“别往那边看。”父亲低声说，把我抱得更紧了，他走得更快了，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回了头。老头儿在地上爬着，那些穿着黑亮皮靴的脚们不停地踢他，直到他不能动弹。

　　祖母告诉我说，我父母为了买鱼肝油卖掉了一枚金戒指，就是为着我能早点康复，但是却没能如愿。我不再生妈妈的气，我骄傲地告诉别人她弄断了我的手，还给他们看我的绷带。

　　妈妈不高兴我这样做，她仍在生我的气吗？

　　她不再强迫我吃那些黄色的黏液，但是她强迫我吃其他的东西，并且告诉我“要想活着，就得吃”，并且对我的行为感到不理解。她还是试着喂我，总是把东西塞到我的嘴里，我常常把它吐出来。我不断地呕吐、反胃，把她逼得无可奈何。当我浑身发冷的时候———我常常浑身发冷，她总是想让我吃点东西。这是我们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你看，你冷，那是因为你太瘦，吃得太少。快点儿，吃点东西，你就会感觉暖和的。”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论我吃不吃东西，我都感觉冷。

　　妈妈在天还不亮的时候就出去了，当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她看起来很疲劳、苍白。一次，我问祖母，妈妈整天在外面干什么。“扫街道，打扫厕所。”祖母简短地回答。妈妈经常非常疲劳，在早上她根本起不来。像我一样，她浑身发冷，尽管她吃了东西。

　　我父亲也很少回来，祖母说他在施工队干活。然后她就沉默了，不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她只是在那儿缝纫，缝纫机咔嗒咔嗒的声音使我又安心了。

　　一天中午的时候，一个人把妈妈带了回来。他说她工作时晕倒了。医生来了，并说她发高烧了，我让医生看我的手恢复得多好，但他匆忙地走了。“不给她开点药吗？”外祖母在身后叫他。

　　“不剩什么药了，”他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苦楚，“让她保持暖和，多喝点东西。”

　　我很高兴妈妈发烧了，并且要保持暖和，因为我就躺在她的身边，我可以用她滚烫的身体暖和我。妈妈发热的身体使我感觉非常舒服，像炉子上的火一样热，我全身都感觉到了。

　　特殊的一天来临了，不同于以往的一天，今天是我的生日。现在我三岁了，我的外祖父母，还有艾琳来看我了，我不熟悉这两个外祖父母。我见过这个外祖父，以前见妈妈跟他说过话。他是她的父亲，那时我还很小，是在他的面包房里，他把我放进面包篮里，我看见他红红的大脸，上面一圈白色打转的胡子，就盘旋在我的上方。他正在笑，闻起来一股香香的面包味，他握着一条金链表滴答滴答的就在我的鼻子前晃动，这是我最初的记忆。

4、重新安置

　　现在他又来了，来到犹太人区了，他不同于其他的人，他是一个高贵的人。我能马上判断出来，因为他不太注意周围的人。他们就像轻薄的空气，与他没什么关系。他穿一件带毛领的黑色外套，戴一顶坚挺的帽子，在马甲的口袋里揣着一块金表。他坐在屋子一角我父母的床上，看了我好一会儿，而后叹了口气。

　　我肯定他见我长了一双和我爸爸一样的黑眼睛，不像刚进屋的艾琳的眼睛。她看起来多美！她蓝色的眼睛忽闪着，金色的头发使我想起了阳光，她戴着蓝色的帽子。

　　外祖母安娜看起来非常严肃、严厉，她穿着高领衫、白裤子，衣服上方别着一枚金色人头像胸针。耳朵上戴着闪亮的小球，灰色的头发挽了一个结。她双手交叠着，对着我笑，我把脸背了过去。我想找我真正的祖母，看到她使我感到放松，她刚刚由我父母陪着进了屋。

　　现在，所有的人都到了，他们把我抱起来，轮番交给他人。外祖父闻起来还是有一股面包烟草味。艾琳把我抱在她的胳膊里，我碰她金色的头发。外祖母安娜从她的手提包里抽出一个包裹来，让我亲手打开它：是一件漂亮的针织衫：圆领，蓝色的刺绣小花。妈妈替我穿上它，我非常骄傲并且感觉穿着新衣服真好看。

　　我想，他们都非常爱我，他们不爱我吗？他们那么忧伤地看着我，皱着眉，低声说着什么。那么轻，我只能听懂几个字。

　　“不得不这样……明天早上六点……”

　　“重新安置……”

　　“……只有两个手提箱……重新安置……暖和的衣服……”

　　“穿得暖和点，”妈妈说，她抱着艾琳，“别走，艾琳，”她乞求着，“你不能走！你看起来那么漂亮，那么像亚利安人。”

　　“不。”艾琳说，她的表情很坚决，“我必须跟爸爸、妈妈走。”

　　“啊，让她留在这儿，她只有十六岁！她金发碧眼，她必须留在这儿！”妈妈恳求着外祖母安娜。突然，妈妈眼里噙了泪，她抓住艾琳的胳膊，她要弄断她的手吗?

　　外祖母安娜把眼光转向一边站了起来，“我们必须得走了，”她僵硬地说，“一到那个国家我们就会通知你的。”

　　祖父戴上他的硬帽子，咳嗽着，眼睛闪闪发光，对我使眼色。

　　外祖母安娜、祖父还有艾琳，只多呆了一会儿。不足以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彼此熟悉。他们已经站在门口了，我仍能看见外祖母安娜闪亮的耳环，艾琳的蓝帽子。

　　“但她只有十六岁！”妈妈在她们身后叫着。

　　然后她们消失在夜幕里，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我也想像艾琳一样金发碧眼。”我告诉妈妈。她点了点头，又一次眼里含着泪，我不再说话可能更好。晚上了，他们围着厨房的餐桌站了一圈唱歌，这叫作“祈祷”，他们以一种我不能理解的语言为那些死去的人祈祷，但是我感到了他们深深的忧伤，我看见他们的眼睛像玻璃一样，眼光一动不动。

　　不知什么时候，我疲倦地睡着了。

　　突然，我被叫醒了，被抱到了厨房，我敢说他们要对我做什么，我四处找祖母，但是她不在。

　　桌子上放着一个碗，她们从一个绿瓶里倒出一些非常难闻的液体，现在她们抓住我，想把我的头蘸到碗里。我挣扎、哭喊、踢脚，但一切都无济于事，那么多只陌生的手，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她们告诉我闭紧眼睛，抓住面前的毛巾，把我的头蘸到了难闻的液体中。我感到双眼灼痛，然后她们往我的头上冲温水，又把它擦干，我的眼睛和皮肤仍感觉火燎燎地痛。

　　我觉得我应该哭，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不管怎样，我都不应该哭，因为在这过分拥挤的房间里总是有太多的杂音。

　　后来妈妈把一只镜子放到我的手里，“看看，现在你有多漂亮，”她说，“现在你看起来像艾琳了。”然后她又哭了。

　　我朝镜子里一看，我的头发是金色的。但是我的眼睛仍旧不是蓝的。

　　喇叭嗡嗡着：犹太人必须上交皮大衣，我们排成了长长的一队在街上等着。祖母拉着我的手，穿皮靴的人在旁边监视着我们。

　　祖母胳膊下夹着妈妈的皮大衣，这件褐色柔软的大衣是那么暖和，那么令人喜欢摸。我希望我的红外套不被没收，虽然它没有妈妈的那件那么暖和。

　　天气非常寒冷，下着雪，我快要冻僵了，街道上堆了一堆皮大衣，雪花飘落着，先在空中打着转飞舞，然后落在衣服上，盖了洁白稀薄的一层。

　　我被允许保留了自己的红外套。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冷得发抖。

　　“她又发烧了。”祖母咕哝着，妈妈把我抱起来，眼圈红了。

　　我们需要新的身份证，旧的已经不管用了。

　　“这不可能，”父亲低声说，“亚利安人的身份证比金子还贵。”

　　KENNKARTE，ARISCH在德语上，讲就是身份证和亚利安人的意思，妈妈告诉我。她没有解释这些字的意思，但是我知道在这儿生活，就需要这两样东西。而我们没有这两样东西，妈妈懂德语，我恨德语，说德语的时候你必须大声叫嚷，并且只有几个字：

　　HALT！———立正！

　　LOS！———前进！

　　SCHNELL！———快点！

　　VORWARTS！———向前！

　　KOMMALHER！———到这来！

　　AUFSTEHN！———起来！

　　AUFMACHEN！———打开！

　　所有这些词都意味着一个意思：害怕。

　　我把头探出窗来，街道上丢着几件家具，很有光泽，因为他们被雨淋透了，下了一整天的雨，祖母说是春天了。

5、只是一个开始

　　仍旧有更多的人住进这间屋子，现在是每窗四个人，不再是三个人，爸爸对妈妈说。他为什么那么说？毕竟没有人从窗户看过，我也不再从窗户看了。因为现在不允许，处罚就是一死。妈妈警告我说，任何人开窗户或朝外看，都要被德国人打死。那是因为我们的房子靠近亚利安人的居民区。

　　在我们睡觉的这间黑屋子里有两扇窗户，我的婴儿床破旧了，我现在与爸妈共用一张床。挤到这儿很暖和，虽然我常常感到呼吸不到空气，以致于感到窒息。这屋子有股甜味，空气又重又陈。以前缝纫机就摆在这窗下，现在，缝纫机也不再放在那儿了，新来的人睡在了那儿。我怀念缝纫机那让我安心的咔嗒声。外祖母现在用手缝纫，她那有节的手指又快又熟练。她为人们缝补东西，为此我们可以换得一点儿面包，一点儿茶或者一把面粉。

　　我们坐在黑暗的厨房里等待，像穴中的兔子。外祖母曾给我讲起过兔子，它们是非常小、非常温和的动物，长着长长的耳朵，当有人追捕它们的时候，能跑得非常快。它们大多时候都会被追捕，然后它们就会非常迅速地钻到地洞里，那里非常安全。我真希望哪天能见到兔子。

　　我最近总是听到一个新德国名词：“AUSSIEDLUNG。”意思是“重新安置”，但是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外祖母也不想解释给我，大家都在讨论着。我能意识到人们讨论它的时候有多害怕，那一定是什么可怕的词。

　　我最近很少看到爸爸，妈妈的脸色看起来灰白。她在家的时候，就会往我的嘴里塞食物，她没有时间干别的，幸好我有祖母。

　　晚上，他们来抓我们了。

　　至少，我一听到他们皮靴上楼的声音，他们的喊叫声，还有他们的狗刺耳的吠声时就会这样想。然后我迅速地让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他们会发现我吗？我的心在黑夜里砰砰直跳，声音太大了，他们会听见的。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我，至少这次没有。他们在门上敲击，狗在喘粗气。“KENNKARTEN！”他们大叫，他们抓住那个胖男人，晚上他打呼噜的声音非常大，还有那个把我的头蘸到碗里的女人。还有楼上的那对双胞胎，我有时看见他们坐在楼梯上。虽然我屏住呼吸，像兔子一样把自己藏在毯子下，我还是能听到各种声音。女人的哭诉声、恳求声。那个胖男人嚎啕的抗拒声———他慌忙地收拾他的手提箱，混乱急速的脚步声，双胞胎的稚嫩的哭喊声。

　　接下来，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如释重负，他们没有发现我。我想偎依在妈妈身边，但是她因为恐惧而僵硬了，她死了吗？我用力拉她的袖子。“马上睡觉去，罗玛。”她低声说。这声音是那么地空洞，好像是从隧道深井里传出来。我什么也不敢说，也不敢动，不敢呼吸。我必须睡觉，但是我又听见他们的声音了，一切还没有结束，他们继续在下一个屋子里搜查，一间接着一间地搜查。人们尖叫着、狗吠着、那些搜查的人喊叫着。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晚上。

　　天刚刚亮的时候，仍旧半睡半醒，我听到了街上重步行走的声音，还有德国人的喊叫声。

　　“LOS，LOS！RAUS，RAUS！WEITER！SCHNELL，SCHNELL！

　　他们要去哪？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脚步声。

　　渐渐地，他们重重的脚步声消失了，狗吠声、喊叫声消失了，似乎已经离得很远了。大概他们会回来抓我，一切还没有结束，只是一个开始。

　　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站在大广场上，等着。

　　我不知道是冷还是热，冷热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我穿着我的红外套，提着我的小手提箱。在我生日那天得到的漂亮的针织外套也装在手提箱里，现在我已经穿不了了，太小了。手提箱里还有两双长袜。我忘记了带其他的东西，因为我们根本没时间收拾东西。

　　人们都提着重重的手提箱和包袱，穿着外套，戴着帽子。看起来好像是要旅行，但是我们要去哪儿呢？

　　没有人敢问穿皮靴的人，他们检查着我们的证件，把人分成群，没有人知道我们等待的是什么，或者将有什么事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可能需要一小会儿或几小时，才能弄明白，似乎是在来世。

　　时不时的，有人想逃跑，任何人企图逃跑，都会被立即打死，他们把一群妇女、小孩从人群里拉出来，我婶婶齐乌尼亚就在其中。她突然穿过广场，试图逃走，子弹嗖地飞过，她倒在了地上，就在我的身边，她跑丢了一只鞋。几个人把她拖到了路边，把她与其他尸体扔在了一起。

　　祖母和我的手彼此握得更紧了，那是我惟一能感觉到的事，我们非常安静，一动不动。如果有人敢叫喊、敢哭，或者发出任何声响，就会被打死。我不想被打死。

　　现在，开进广场几辆卡车，警报在广场中迅速传来，像一阵疾风，许多人离开了人群，跑向卡车，其他一些人被挥着棍棒的人赶向卡车。祖母紧紧地抓住我。

　　人们被装到了大卡车上，穿皮靴的人殴打着，把他们赶到车上，狗在后面猛咬着他们的脚后跟。有几个已经爬到车上面的用胳膊肘和拳头护卫着他们的地盘，他们踢着那些想爬上来的人。一些人根本爬不上去，落在了后面，另一些人干脆扔掉所有的东西，还有些人被压在了重重的行李下，这些人马上就会被打死。死的人就躺在我旁边的地上，我看见血汩汩地从他们的身体里流出来，染红了白雪。这是雪还是尘呢？

6、不断地抓走人

　　雪和尘已经不再有什么区别了。血漫过了鹅卵石，到处都是散落的行李、手提箱、手提包、天鹅绒包装的书。尖叫声夹杂着呵斥声，汇成了不断的咆哮。我凝视着躺在我旁边死了的人的眼睛，他们好像是玻璃的，张得大大的，毫无希望的，而且他们仍旧哀求地看着我。我闭上了眼睛，这样我就不用去看这些死去的人的眼睛，我努力使自己成为隐形人，居然做到了。现在，我远了，远离了，什么也触摸不到我了。

　　房间里的人相互大喊大叫：“我们注定要离开这所房子到街上去！”他们抓起能看到的任何东西，跑下楼。

　　我想跟他们一起跑下去，可外祖母一动未动，她坐在椅子上，缝纫着。我听到大厅里靴子的声音，狗叫的声音。他们上楼来了，进我们的房间了。我害怕得失去了知觉，祖母站起来，抓住我，把我推到桌子下，然后她站在桌子前保护着我。这一切都非常迅速，门被撞开了，我看见了黑色闪亮的靴子，我看见祖母的腿和穿在灰色拖鞋里的小脚，坚定地扒在地板上，被立刻清除掉了，像一阵暴风雨中干枯的树枝。我听见祖母挣扎着，绝望地尖叫着求命，我从来没有听她这样尖叫过，她的尖叫是我听过的最痛苦的声音，我的心都碎了。

　　我想从桌子下爬出来，抱住她。可黑色的、狂吠着的狗就在我的前面，堵住了我奔向外祖母的路。连成线的唾沫从狗的嘴里滴出来，掉在肮脏的地板上。于是我呆在桌子下，坐在那儿像一只兔子，用双手捂住耳朵，我不想听到她被穿皮靴的人拖走、推到楼下的尖叫声。

　　爸爸回来的时候，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仍旧坐在那下面。靠近我的是一把空空的椅子，上面有五颜六色的软垫，外祖母常常坐在那上面。父亲到处找我，在桌子下发现了我。

　　看着空空的椅子，我想他知道了一切。他挨着我在地板上坐下来，双手紧抱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无助地前后摆着头。

　　我想告诉他发生的一切，可是我说不出话来，我的嗓子已经哑了。我一点都不想离开我在桌子下面的藏身处，我想永远地呆在那儿。

　　而后，父亲坐在了床边，仍旧默默地前后摆着头。父亲看起来像我曾见过的站在路边摇晃自己的孩子。妈妈回来了，看到父亲的样子，扔掉手中的包，挨着父亲坐下来，他们默默地抱在了一起。我也想和他们这样抱在一起，可我离不开我的藏身处。在我身后，过去是摆放缝纫机的地方，有人正在啜泣。我就这样在桌子下呆了整整一个晚上，我闭上眼睛，可我的耳朵能听到发生的一切。穿皮靴的人又在四处走动，他们抓走了更多的人。拂晓的时候，重型卡车开过了街道。

　　萨宾，妈妈的妹妹，来看我们了。“罗米卡，”她对着我说，罗米卡，长成了多么漂亮的小姑娘！我认为萨宾长得很漂亮，她笑起来那么爽朗，看起来那么快乐。不像妈妈一样，那么忧伤。她黑色的头发上系了一块鲜艳的方巾。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舒服？”妈妈羡慕地问。萨宾卖东西，她挣钱。

　　“你有自己真正的店吗？”我问。

　　她笑了，拍拍随身携带的小格子花呢手提箱，“这就是我的商店。”我想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但是她没有打开。

　　“小心点。”妈妈警告说，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担忧。但是萨宾根本不担心她自己，她担心她丈夫———葛朗特斯。他是个工程师，是第一批进入集中营的人，那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葛朗特斯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她总是只叫他的名。“没有葛朗特斯我真不知该怎么活。”她低声说，把头靠在妈妈的肩上。

　　但是没过一会儿她又笑了，她抱着我，把我搂得紧紧地亲我，把我举起来，带我在空中转圈。

　　“罗米卡！”她说。“我可爱的小罗米卡！慢慢长吧，长大以后，就会有很多男人跪在你的脚下。当时，我不明白萨宾的意思，我想她是不是在说那些死去的人在雪地中躺在我的脚下。

　　妈妈温柔忧伤地说，“她长得像你。”然后她把萨宾送到了门口。

　　“小心点！”妈妈说，向她道别。

　　一天天过去了，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重。喊叫声也越来越可怕。

　　没有人再以正常的声音说话，他们要么大喊大叫，要么哭喊或者耳语。当我们不得不走到街上时，我们总是快跑。像瘦弱的灰色的动物，躲在我们的藏身处，看着他们是如何对待其他的动物的。他们不断地抓走一些人，而后把他们杀掉。所有的人都在低语：“下一个要死的人是谁呢？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他们都在快跑，低声说着。短消息报道、流言和一张张的纸条塞到人们手里。妈妈不再去工作了，她躲在家里照顾我。

7、蓝色证件

　　一天，萨宾的格子花呢手提箱丢在了街上，打开着、空的。

　　后来，有人来交给我爸爸一枚戒指。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有人给爸爸送来一袋土豆或两袋白菜，爸爸总是以戒指作为交换的。可这次是有人给爸爸戒指，而爸爸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作为回报。他抱住这个人，他们一起在床边坐下了。我从桌子下钻出来，爸爸看起来脸色灰白，像一个老人。戒指放在了桌子上，上面镶着一颗红宝石，宝石上雕刻出两个互相盘绕的标志。我想把它戴到爸爸的手指上，爸爸同意了，疲倦地看着手指上的戒指。

　　“非常漂亮。”我说。

　　“是伯恩哈德的戒指，”爸爸说，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遥远，“我兄弟的图章戒指。”

　　“他们正在抓小孩，他们不会让我们带他们一起走的，”父亲低声说，“我们无论如何要把罗玛带出去，快点，在天黑前。”像往常一样，我蹲在桌子下，又一次希望我什么也没听见，无论我听到什么都会感到非常害怕，大概那长耳朵兔子就是这样，时刻静听着每一个动静。

　　大人们一直在谈论着。他们的谈话都是关于证件、身份证、身份材料、移民、放逐、藏身处。从谁开始呢？或者我们一起死？

　　我默默地重复着这些话，一遍又一遍。我们要死在一起，死，死，死……他们正想办法如何安置孩子，他们会带着孩子一起死吗？

　　“整个家庭都在互相残杀着，他们想死在一起，”妈妈说，“几乎没有什么毒药可用，根本就没机会拿到什么氰化物。”

　　“氰化物，”我自语道，“很好的名字。”

　　“罗玛，出来。”爸爸平静地说，“墙上有个洞，毕竟，她现在已经是金头发了，吃安眠药应该管用。”

　　快跑！我心底的一个声音喊道，他们又要对你做什么了！救救自己！藏起来！快点儿！可我应该藏在哪儿？我已经蹲在藏身处了，这是我惟一知道的藏身处，我在这里不安全了，可我能去哪儿？没有更安全的地方。

　　然后他们对我解释道：“有人要把你带出犹太人区，你会和好心人在一起，会得到救助。”然后他们给我喝了什么东西，而后把我装到手提箱里，我惊慌，为生存，我拼命地挣扎，我抓、挠、踢、咬。我惟一做不到的就是喊，我的口干，好像被粘住了，我的眼皮像铅一样重，我感到我关在箱子里要窒息了，无论如何，我都长时间不能呼吸了，恐惧这样窒息着我。

　　“她要窒息了。”妈妈尖叫道。透过厚厚的手提箱，我能听到她被压抑的声音。整个围绕在我周围的是漆黑和难以忍受的狭促。我不能动，不能呼吸，我被圈住了，我就要窒息了。

　　时间静止了，我的心跳也停止了。

　　然后手提箱被打开了，光亮一起向我扑来，我忍不住不停地眨眼，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我在哪儿？我已经死了吗？

　　妈妈把我拉到她身边，紧紧地抱着我，在我的脸上不住地吻着。这时我的脸已完全被泪水浸湿了。

　　“我不能那么做，”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戴维，我就是不能那样做。”

　　爸爸深深地沉重地叹了口气，用双手抱住头，什么也没说，他在思考。

　　我们站在长长的一队人里，我们等着，妈妈和我也在等着。天非常的热，太阳直射在我的红外套上，我的腿那么疲劳，我快要站不住了。我口渴得发疯，但是我知道，我必须站在这儿。穿皮靴的人端着枪朝我们瞄着，他们正在监视着我们。其中的一个抽着烟，他有树那么高，在他的帽子下，你就能看出他的头发有多长，是闪亮的金发，他的眼睛像天空那么蓝。他不笑，他为什么要笑。因为面前站的是一个黑眼睛的丑陋女孩？一个犹太人的孩子？我就这样一直看着他，但是我不敢看他的脸，因为不允许。

　　“继续!前进！”我被身后的人群向前推着，现在我看不到穿皮靴的那个人了。

　　“到这儿来!”他们检查着证件，站在我们前面的一位带小孩的年轻妇女，被两个穿皮靴的人拽出了队。她哭喊着，尖叫着，但这样情况更糟。金头发的男人一把从她怀里抢过孩子，扔在了地上，孩子的头沉闷地咚的一声撞在了鹅卵石上。

　　妈妈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了，“别看！”她低声说，“别害怕……”她害怕的时候总是这样说。

　　我们发到了一张蓝色的证件，妈妈为此高兴了一阵，早上她把它拿给父亲看。“我们有蓝色证件了，我们可以工作了，”她不断地重复着，“也许一切都会好转。”

　　然后她把一些食物塞到我嘴里。

　　爸爸很沉默，他在思考。

　　在大广场上，又有许多人挨着他们的行李站着，或坐在上面，大卡车又停在那里。那些穿着皮靴的人开着大车，在上面喊着口令，他们把老人和病弱的人赶在一起，很多人无法正确地走路，我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倒在了人群里，他们用枪柄打在他的头上，把他像一袋垃圾一样扔在了一边。

　　天气仍旧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的喉咙像着了火一样，妈妈把她的蓝色证件装在口袋里，浑身发抖。我们坐在手提箱上，等着。叫喊、枪击、殴打、喝斥，我真想捂住我的耳朵，可是不允许。我们就这样等着，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

8、这群歹徒

　　突然，一个小男孩站在了我旁边，大概和我一样高，也许比我高一点儿，他穿着一件大大的外套，带着顶帽子，帽子不停地往下滑，他对我微笑着。我害怕得屏住了呼吸，这儿是不允许笑的，我迅速地回笑了一下。我以前见过这个男孩吗？他看起来挺亲近。哦，是的，我认识他好长时间了，从小就认识，他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应该叫斯蒂芬森，我们必须悄悄地。他手里攥着一块小圆石，他们不允许我们动，但是我们可以玩一种游戏，一种球的游戏。他把小圆石滑到我的手里，我再把它滑到他的手里。来来回回，一遍又一遍。小圆石潮湿了、暖和了，非常顺非常流畅，已经在我们的掌中游刃有余了，我有朋友了。

　　突然斯蒂芬森走了，他看见他妈妈被一个穿制服的人推上了卡车，他跑向她，什么东西在我们脚下咔嗒一声，斯蒂芬森倒下了，他跌倒了吗？他为什么不起来？我看到他的脚，他的鞋太大了，鞋带没有系，那一定是鞋绊倒了他。小圆石从他张开的手里滚出来，滚到鹅卵石路上，躺在那儿，静静的。像斯蒂芬森一样静静的，他为什么不起来呢？我明白了，从他衣服下渗出的红色的细小溪流，我明白了。

　　他们把他拖走了。

　　“妈妈……”

　　“孩子，别看，”妈妈低声说，“别看。”

　　“我们有身份证了，”父亲骄傲地低声说，“真的得到了，是真的。亚利安人的身份证，你的名字，亲爱的，现在叫里戈卡。我们现在也有藏身处了，很不错的地方。”

　　他们又开始坐在桌边谈论了，声音非常低，神秘花园地，以防别人听到。我坐在我的藏身处———桌子下，听着。

　　“里戈卡。”我妈妈咕哝着，“我怀疑孩子能记住吗？L-I-G-O-C-K-A。我们必须得把它钻进她的脑袋，我们的命运就靠它了。

　　可我的名字叫赖伯宁，我不要这个新名字，我叫赖伯宁。

　　“里戈卡。”妈妈又说了一遍，她叹了口气，擤着鼻涕。

　　“这要花费多少钱？”她低声说，我从桌子下面窥视着，妈妈向四周看了看，但是没有人注意她，她们都有各自的事，墙角的一个女人正在洗头发，其他两个女人正辩论着什么，一个瘦瘦的满脸胡子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直直地盯着前方。

　　父亲耸耸肩，“我们几乎有了每件东西，”他说，他的声音中含着隐隐的苦痛。他轻拍着妈妈的头发，妈妈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闭上了眼睛。

　　“我不想叫里戈卡！”我大声说道，“我叫赖伯宁，像你们一样。”他们把我从桌子下拉出来，竭力地劝说我。他们和我一起练习我的名字，直到我筋疲力尽。我爬回桌子。他们接着又谈论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已经不再听了。我蹲在桌子下，想起了斯蒂芬森。

　　我们总是在等，而且什么也等不到。我们日日夜夜地等，没有人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我们像商品一样被分类，不停地被分类，经常沿街道排成一排，沿房屋排成一排。许多年纪大的人已经染了头发，这使他们看起来年轻些，以免遭驱逐，这样他们就可能会工作。但是年轻也并不是保障，任何情况都没有保障。我们没有权力，我们的证件被他们检查，根据只有他们才懂的规定随意地作着决定。有时候，轮到了女人，下次可能是男人；有时候是老人，下一次又可能是年轻人。恐惧使我们麻木，因为你做的每一个举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犯了错。一切都被禁止，我们从不知道是否即使什么也不做，也会被禁止，我们也不知道子弹随时会从哪个方向飞来。我们努力地看起来像岩石一样，像墙壁一样，努力地像不存在一样。从来不敢放开紧握的手臂走路，如果放开手臂，它立刻就会被打掉。人们走了，几乎就不再回来，你所熟悉的面孔，现在也已经都不存在了。

　　爸爸现在不在了，他去哪儿了呢？“普拉佐”，妈妈说，她站在炉边，正在找她刚刚放在围裙口袋里的一段洋葱，我看见那个瘦女人拿了它，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很高兴因为她没有洋葱，我就什么都不用吃了。普拉佐……我知道那个名字，是一个集中营，他们把人们装到卡车上，然后拉到这个集中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听他们说起过这个。我听着妈妈自己抱怨着什么，“这群歹徒，”她咕哝着，“窃取我仅有的一点食物，抢走我穿在身上的衣服。”

　　自从祖母走了以后，我们就不再缝纫了，我几乎没有什么可穿的，我的衣服都破了，太小了，妈妈那些漂亮的衣服几乎都被偷光了。

　　“爸爸会回来吗？”我知道我不应该问，但是我真的想知道。

　　妈妈没有回答。

　　她给我穿上我的红外套，跪在我面前，仔细地给我扣每一个扣子。她的手在颤抖，“来”，她说，“拿着你的手提箱，我们要走了。”

　　我脑海中的声音提醒着我，但是我不敢问妈妈要干什么，她也提着一个手提箱，胳膊下还夹着一个大包袱。

　　“快点儿，”她说，我们走下漆黑的台阶，经过发出臭味的卫生间，我捏住鼻子，赶紧跌绊地走过。妈妈紧握着我的手腕，拉着我走。

　　街道上穿皮靴的人来来回回地走着，他们交谈着，大声笑着，我停了下来。

　　“快点儿！”

　　躲过了穿皮靴的人，他们太专注于谈话了，没有注意我们，我感觉抓在我手腕上的铁钳稍微放松了一点儿。

　　我们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然后又拐进后面的一个院子，其中的一个阳台上洗好的衣服在晾衣绳上拍打着，咕咕的鸽子蹲坐在潮湿的过道上。

　　“到了。”

　　她把我拽进门口的房间。

9、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站在一间小店铺里，其他的人也都在这儿，他们带着手提箱和包裹，像每次一样，没什么不同。

　　可这间店铺是新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间店铺，我仰起头四处看，屋子中间的货架上、桌子上，摆的都是毛刷、画笔、瓶子、桶，还有画，到处是画；每样东西都色彩缤纷，大板条箱里装的都是五颜六色的粉，红黑、金绿、天蓝……

　　我把手指蘸到亮黄色的粉中，在脸上涂抹。妈妈把我的手拉开。

　　“不！”我尖声喊叫。

　　她把我拉近她，紧紧地抱着我，我感觉到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站在柜台后面的矮胖的男人，从墙上拉出一个抽屉，商店的墙是由许多个抽屉组成的，他拉开下面一个稍大的抽屉，他蹲在那儿看起来很滑稽，现在抽屉的位置已经成了一个黑洞。

　　“从这边下去，快点儿！”这个人说，即使喊也是低语。

　　人们带着他们的手提箱、包裹跳了下去。

　　现在他们要我跳，我不跳，我害怕得后退，我贴住妈妈，紧紧地抓住她，我不想从那儿下去。

　　“你先跳！”那个人对妈妈吼叫，“快，快点儿。”

　　我不让妈妈走，但是一只手抓住了我，另一只手捂住了我的嘴。

　　妈妈消失在黑洞中，我奋力地挣扎着，又踢、又打，绝望地挥动着我的胳膊。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鸽子的咕咕声那么大……

　　然后他们放开了我，有人重重地推了我一把。

　　我掉下去了。

　　我掉下黑洞里去了。

　　四周一片漆黑，像夜晚一样漆黑。我躺在潮湿的腐烂的稻草上，它粘到我的手上，我的脸上，味道非常难闻。其他在商店里的人也都在这儿，都是一些陌生人。

　　妈妈在这儿，她把我抱在臂弯里，给我嘴里塞了一块烤干的面包，面包又湿又粘，我吐了出来，开始大哭。

　　“嘘！安静点儿！”有人愤怒地说。妈妈用手堵住我的嘴。

　　渐渐地，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能辨认出隐藏在这儿的其他人的模糊的轮廓了。

　　沿着墙向上的地方，是一个有木栅的小窗户，透过脏兮兮的玻璃，你偶尔能辨认出川流不息的脚的形状。我听见咔嗒咔嗒的脚步声，还有鸽子的咕咕声，咕咕、咕咕、咕咕……

　　非常冷，我快要冻僵了，我真希望回到厨房的桌子下面。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探察一下，看看我们究竟在哪儿。一离开妈妈的大腿，我就在潮湿的地面上到处爬。我在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样东西，又冷又硬，我用手碰它，有肚子，有喉咙……像一具僵硬的人体，一具死尸！小虫子正从它的肚子里爬出来！我惊骇了，一阵强烈的恐惧袭击了我，我失声尖叫。

　　我生命里的第一次尖叫，那么尖锐，那么刺耳，也是我最后的一次尖叫。他们像千百只爪子的章鱼猛扑向我，抓住我的胳膊和腿，控制住我。他们把手捂在我的嘴上，想使我透不过气来，我已经不能呼吸了，我开始失去知觉了，再也无力与这些手抵抗了，我越来越弱。我听见妈妈类似低语的喊叫的乞求声，像透过一层雾传了过来，“放开她，求你们放开她！她不会再叫了，我发誓她不会再叫了，再也不会了！求你们放开她！”

　　妈妈用力扳那些捂住我的手，这些手松开了，最后终于放开了。我挣扎着呼吸空气，喘息着、呕吐着、呼吸着，我又活了。

　　外面，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鸽子的咕咕声。

　　过后，妈妈把我带到尸体旁：“这只是裁缝的假人，不要害怕。”

　　她害怕的时候总是这么说。

　　几小时过去了，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可能几个月都过去了。生活在这片黑暗里，时间似乎已经停止了。我不知道我们在那个杂乱的黑洞里呆了多久，我从来也不想知道。妈妈想让我喝一杯甜奶茶，叫作巴瓦尔卡。我吐了出来，这东西非常难喝。

　　有个男人递给妈妈一个瓶子，在我能起来反抗之前，他们已经把液体倒在了我的嘴里。很热，刺烫着我的舌头，“茶里加了伏特加，”这个男人低语，伏特加的味道非常难闻，可喝起来不错。温暖传遍了我的全身，甚至连我的恐惧也变得模糊了。没过多久，我就完全放松了。

　　一次又一次，我听到我们头顶街道的喊叫声、枪击声、狗吠声———他们在搜捕。人们猛烈地敲打着头上地板的开口处，我们辨认出这些敲打和乞求声了。“我们知道你们在那儿，”他们叫着，“让我们进去吧，让我们进去吧，救救我们吧！”

　　我们呆在那儿，不敢动，不敢出声。我们不能让他们进来，他们哀号着、乞求着、哭喊着。在我的周围一片哭泣声，他们像狗一样哀号着。

　　“同情同情我们吧！莎拉，让我们进去吧！是我，你妹妹，瑞赛尔，是我，约瑟夫！你的约瑟夫！打开吧！救救我们！是我，罗萨！”

　　我用手堵住了耳朵。

　　然后，一切变得非常平静。只有鸽子的咕咕声。

10、强制性的再定居

　　我听见我身边的陌生人在轻声地哭。“我的妹妹，我的小妹妹，”一个妇女的声音嚎叫着，“天啊，罗萨，罗萨……”

　　他们都兴奋混乱地低语着。“那是我妈妈，”他们呜咽着，“我的兄弟，我的朋友。”现在他们就要死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其他的人进来？

　　“所有的人都进来，就没有地方了。”妈妈低声说，“那样我们就会窒息，他们就会发现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让他们进来，这里其他的人就会袭击他。”

　　在灰白色的黎明中，我紧握着妈妈的手，在黑暗中几乎已经失明了。我离开地窖藏身处时，已经四岁了。

　　天气冰冷，灰色的天空，街道空空的，房子也空空的，死去的人寂静无声。

　　许多手提箱、包袱散落在人行道上，还有一顶帽子、手提包，血痕染污了灰色的被践踏了的雪。一群工人正在打扫，把手提箱扔到手推车上，把血迹斑斑的雪攒成堆。

　　我不再清楚我在哪儿，我是谁。

　　“你现在叫罗玛·里戈卡，”妈妈低声地凑在我耳旁说，“不要忘了，永远都不要忘，不论发生什么。”

　　这群工作的人围住了我们，一切都在不引人注意当中完成，他们迅速地把我抱上车，把我放在手提箱当中，把一条毯子扔在我的头上。他们哗啦哗啦地清理着桶，车的轮子在鹅卵石上弹跳着，我听见扫帚咯吱咯吱有规律的声音，扫着带血痕的雪。我们摇晃着通过这扇大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雅利安人世界的大门。

　　在我们的身后，是一个几乎已经完全为人所弃的犹太人区。

　　就我而言，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

　　我和妈妈离开犹太人区是在1943年3月14号，几年以后，在我听到或看到《辛德勒的名单》以前，就明白了这一天的意义。

　　1939年3月3日，成百万的犹太人居住在波兰，远远超过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数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住在城市里，犹太人占到波兰总人口的14%。在14世纪，波兰伟大的卡西米尔国王把犹太人带到他的国家，以促进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欧洲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大不相同，只有一小部分犹太波兰人被同化了。

　　迅速地，在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之后，他们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法令，来管束犹太人。他们要求犹太人登记，发给不同的身份证，并强制犹太人戴上戴维王之星。犹太人的银行存款被冻结了，财产被没收了。犹太人不能再有偿地被雇佣，不准犹太人旅游、开车，养宠物，某些街道、商店、饭馆也不许犹太人进入。

　　强制性的再定居开始了，犹太人被强迫定居在城市最破旧的地方，他们也可以离开这些“居民区”，但惟一的办法就是做苦力。他们远离城市其他人口，他们不得不工作，为了那低于基本生活费用的工资，甚至于没有工资。他们在生产德国人备战所需的食品工厂里工作，或者做其他仆人的工作。过分的拥挤、饥饿、疾病、流行病和死亡是犹太人区每天生活中的一个现实。

　　在战争开始的阶段，大约有60，000犹太人生活在克拉科夫城，估计有225，000人生活在克拉科夫省，克拉科夫的韦沃德什普。只有15，000在战争中生还，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于波兰人的帮助。

　　1941年3月，克拉科夫城的犹太人被塞进大约320所破旧的即将坍塌的房子里，过去是工人居住区，在维斯图拉河的右岸。最初犹太区大约住着17，000居民，后来在1941年5月，克拉科夫城郊外的犹太人也被安置在了这里，“每个窗口”的人数从3个增加到4个，卫生条件极差。

　　处在严密监视下的犹太人区，最初由墙包围着，后来又在上面装上了倒钩铁丝网。没经允许，一律不准出入，否则就要被处死。继续增加的残酷强制的手段，恶意残忍的围捕占据着犹太人的生活，整日整夜。只在1941年秋天，就有大约2000个犹太人被驱逐或被当场杀害，尤其是那些没有证件或没有工作的，这些大多数都是正统的犹太人。

11、“无犹太人”区

　　1942年1月，万塞会议的召开决定了“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驱逐早已经开始，但是到那时侯仍没有商订办法来清除犹太人。

　　1942年6月，无数的犹太人被射死在克拉科夫城的犹太人区，紧接着在随后的两次大规模“行动”中，德国人开始实行他们的最后政策———驱逐，成千上万的人被聚集到一起，直接运到灭绝集中营，并在那儿，残酷地杀害了他们。而这仅被德国人视作他们行动的开始。

　　1942年10月28日，另有6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德国人把大约12，000到15，000人抓捕到了灭绝集中营。留下的被驱逐到帕兰斯索集中营，刚刚在城市边缘的两块被毁的犹太人墓地处建立。

　　同月，犹太人反抗组织ZOB炸毁了城市中心的斯格纳瑞咖啡店，埃斯普兰达，还有斯卡拉影院。

　　1943年2月，残酷的SS温特斯图姆班福尔·阿蒙哥特接到了来自帕兰斯索的命令，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数急剧上升，从2000猛增到25，000。许多人都被活活地饿死，也有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累死，还有的被疾病折磨死，抑或被残忍地打死，许多人眼巴巴地被哥特人凶蛮地杀死。

　　现在已减少了的克拉科夫犹太人被分成了两区：A区、B区。A区是有能力工作的人，B区是没有能力工作的人。

　　为了节省弹药，仍旧剩下的犹太人区的孩子站成一排，然后每个用一发子弹打死。安全武力的人，配斧头和铁棒，他们负责彻底清除任何隐藏在犹太人区的生存者，这些被发现的或者被打死，或者被发配到普拉佐。

　　1943年3月13日11点钟，接到SS奥伯格鲁盆福尔·谢恩耐尔的命令后，犹太人理事会宣布在3点钟以前彻底驱散犹太人，划到A区的犹太人被发配到帕兰斯索，在B区的直接被装到火车上，拉到东部他们的死亡之地。阿蒙哥特携着武器，后面跟着他的狗和一队人，疾步走过几乎已经空了的犹太人区，据说在13号到14号的几小时内，有几千人被当场射死在这里。

　　犹太人区现在已被宣布为“无犹太人”，也就是“清除了犹太人”。在1943年11月，犹太人区被彻底清除。残留的墙也被拆除，这片区域对想住在那儿的波兰人又重新开放。

　　1944年末，运回的男人、妇女、孩子被直接运到了死亡之地奥斯维辛、毛特豪森、罗森，最后一批从普拉佐运回的人在红军到达的前一天到达奥斯维辛。

　　今天，大约有100个犹太人登记成为了克拉科夫人。

第二部分 克拉科夫人

　　1、奇怪的名字

　　克拉科夫是巨大的、陌生的、可怕的，雨夹雪的日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从没见过那么多房子，那么多马拉的车，那么多有轨电车。除此之外，这个城市似乎非常压抑，几乎是寂静无声的。很少有人在大街上停留，他们都匆匆忙忙。我和妈妈都快冻僵了，我们走得非常快。我们提着手提箱，衣袋里装着我们的亚利安人身份证，上面写着奇怪的名字：“里戈卡”。我们的心怦怦直跳。

　　妈妈走得非常快，对于我来说，太快了！我在后面磕磕绊绊地跟着她。没有人注意我们：一个高个子金头发女人和一个金发红外套的小女孩，提着手提箱，毫无什么特别之处。正在战争，人们正忙碌地东奔西走。

　　妈妈什么也不说，但是我能感觉到她有多紧张，她为这明晃晃的白天，数不清的街道小巷而感到多么地慌乱。但是她知道怎么走，我们避开了主要的街道。她下定了决心，继续往前走。她走得越来越快，她感到害怕，我知道她在寻找一间特别的房屋，一间能使我们感觉安全的房屋，一处我们新的藏身处。现在，她停下了，紧张地四处看着，呼吸非常沉重。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感觉她的恐惧在急剧增加，她迷路了。

　　对面街上的一个男人用钥匙打开他的店铺，向我们投来一眼怀疑的目光。马上走！妈妈又赶快地朝前走，拖着后面的我。我已经疲劳了，筋疲力尽了。可是我仍旧不敢抱怨。

　　又一次，她停下了，紧张地四处看，没有人跟着我们，没有人追我们。

　　或者，什么声音！？

　　妈妈突然畏缩了一下，在我们身后的人行道上有脚步声。走近了！

　　哦，只是一个拖着袋煤的老太太。她低着头，拖拽着走过我们，连头都没抬起来。

　　再一次，妈妈停下了。她是在想什么，还是太累了，走不动了？“走这边，”她的声音非常坚定。我能感到她有些放松下来了，因为她现在知道我们在哪儿了。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街道走了下去，尽头是一个大石门，紧接着是一所院子，里面矗立着高高的老房子。

　　“就是那儿。”妈妈低声说，再走一点儿。

　　这条街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没有尽头的，但是我们毫无选择，只有继续走。

　　似乎走了很久，但是我们到达了，我们最后终于到了！

　　突然，从弓形门的隐蔽处，闪出一个男人。制服上的金扣子闪闪发光，黑色的桶靴隐隐地闪着。黑色的小胡子，小而锐利的眼睛。

　　“站住！警察！”他用波兰语对妈妈喝斥道。“给我看看你的证件。”

　　我感到一阵颤抖立刻像针刺一样传遍妈妈全身。她松开我的手，放下手提箱，喘着粗气，翻找她的口袋。

　　“在这儿。”她结结巴巴地说，把我们的新身份证件交给了他。

　　他接过证件，开始一页页地翻看，看看照片，看看妈妈，又看看我，又看看照片。

　　“里戈卡，”他说，单把姓名提了出来，歪着他的一边小胡子思考着，“你是亚利安人吗，里戈卡太太。”

　　妈妈点了点头，把头低了下去。

　　这个男人咧嘴笑了，他的小胡子猛的一抽。

　　“你在撒谎！”他大声吼叫着，“你是犹太人！我认得你，我知道所有的一切，你已经不是我在这儿抓到的第一个犹太人了。跟我到蒙特鲁匹奇去。”

　　我不知道蒙特鲁匹奇是什么地方，但从妈妈的表情，我知道那意味着死亡。我们落入圈套了。

　　妈妈全身颤抖，又一次翻找她的口袋。

　　“求求你，”妈妈祈求道，把什么金质的东西塞到他的手里，“求求你，放我们走吧……只有我和孩子……”

　　他拿着首饰，仔细咂摸着，用他黄色的大牙咬了咬。然后把首饰放进了口袋。

　　“好吧，”他咕哝道，但是他的小胡子又颤动起来，他咧嘴笑道，“哼！你想贿赂我，你这个犹太垃圾，我现在就把你送到属于你的地方去，到蒙特鲁匹奇去！”

　　“等等，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妈妈的脸雪一样惨白。她再次翻找她的口袋，又把什么东西塞到他的手里。“这个，您拿着这个……，这是我们全部了……，求求你让我们走吧，求求你……”

　　他把首饰放进口袋，看着妈妈，饶有兴趣地看着妈妈恐惧的表情，等着。

　　“你在撒谎，”他咆哮着，“你还有很多东西，把它交出来，不然……”

　　情况就这样继续着，妈妈颤抖着，哭喊着，把首饰从口袋里翻出来。他接过首饰，扔到一边，继续向妈妈索要，要了再要，他涨红了脸，出了汗。

　　我累了，实在太累了。我靠着妈妈，跪在了冰冷的地上。什么都无关紧要了，我想睡觉，我已经模糊了……

2、能去哪儿

　　金耳环从妈妈手里滑落下来，掉在潮湿的鹅卵石上闪闪发光，钻石在排水沟里闪烁着。

　　我看见隐隐约约闪亮的靴子，雨夹着雪落在地上的每件东西上，悄悄地，坚定不移地，无止尽地。突然脑子里的某个声音把我叫醒了，我清醒地意识到不能让妈妈这样下去，她已经失去力气了，已经屈服了。

　　我必须救她，救我们自己。

　　我抱住了警察的腿，“求求你，拿着这些首饰吧，”我求着他，“让我们走吧，求求你了，把我们交出去，你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会杀了我们的，让我们走吧，求求你了。”

　　泪水顺着我的脸滑下来，他看着我，看着我黑色的眼睛。然后他厌倦地打了个手势：“哦，得了，走吧。快点儿！免得我改变想法。”

　　我们爬起来就跑。身后的警察弯下腰，从排水沟里拣起丢掉的首饰。 我们还在继续跑，这是与时间的赛跑。打晚钟的时刻就要到了，傍晚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停留在街道上。否则就要打死，即使你不是犹太人。

　　教堂上的钟声响了，15分钟又过去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喇叭声从圣母教堂的塔楼上传来，记录着每一个时辰，妈妈每听见一次，就抽搐一下。

　　我们跑啊跑，我们爬上楼梯，又爬下楼梯。我们敲门，按门铃，我们企求着是否能留下。

　　“只一个晚上……”

　　“我是从……来的你远房的堂妹。”

　　“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认识，我是……的好朋友。”

　　“我们的父母都认识，我女儿和我只是路过……”

　　妈妈不断地想出新的故事，拼命地试着能记起的以往的一些地址。努力地试着想起非犹太族的能帮助我们的人，学校的同学，以前的女佣……

　　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被狠狠地拒绝在门外。

　　我们就这样被拒绝着，沿着街道、小巷，穿过广场、通过后院。上下无数个台阶。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再迈出下一步了。只有恐惧还在继续着。

　　很快就要到傍晚时间了，清脆的喇叭声又响了。

　　我们继续着，但是我们的脚步慢了下来，我们已经不剩任何力气了，在公园的椅子上短暂地休息了一下。妈妈从口袋里翻出一块陈腐的烤干面包，闻起来有一股地窖的味儿，我摇了摇头。

　　“我们现在能去哪儿呢？”妈妈低声说。就在那时，她看到对面马路上，地下室的一扇窗户微微开着。

　　“过来！”

　　妈妈四处看看，路上空荡荡的，她把我拉到小窗户边，让我爬进去，我反抗着大哭，妈妈叹了口气。

　　“那我先进去。”她弯下腰，打开窗户，一条腿迈了进去，突然她强忍住痛苦的喊叫，把她的腿小心地抽回来，腿因为刮到铁钩上，流血了。

　　妈妈在腿上系了一块白手帕，但手帕很快就变得殷红了。我敢肯定伤口一定很严重，妈妈跛了，几乎不能走路了。这时，天也渐渐地黑下来，妈妈停下来，看着教堂塔楼上的钟。

　　“只剩下一个小时了。”她哀叹着。

　　“应该去看医生，”她低声说，“我的腿走不了了。”

　　妈妈读着黄铜薄片上的名字：“格芬施恩医生”，多么令人快活的名字。

　　医生自己来开的门，他看到妈妈缠在腿上浸红了的手帕，说道：“进来吧。”

　　他把我们领进诊室，隔壁的房间，一只金丝雀正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墙上挂着面钟，医生给妈妈看腿的时候，妈妈一直紧张地看着那面钟。

　　“怎么搞的？”他用金丝边眼镜后的一双眼睛审视着妈妈。

　　妈妈没有回答。

　　在妈妈的腿上打了块石膏后，他洗着手，说道：“实际情况比看起来还坏，托菲娅，它很快就会停止流血的。”

　　妈妈突然惊奇地坐起来。

　　医生与她对望着：“你不是叫托菲娅吗？不是吗？托菲娅·埃博若海莫？几年前，我给你弟弟做过手术，胆结石，记得吗？你经常来这儿看他。”

　　他擦干手，认真地把毛巾挂起来，坐了下来。

　　妈妈本已苍白的脸，唰的红了。她着急地，恳求地说：“请帮助帮助我们吧，把我们藏起来吧，就今天一晚上，就要到打晚钟的时间了！”

　　好一会儿，医生没有说什么，看着妈妈。他在思考吗？“等等，”他说，“等等……”眼光从妈妈移到墙上的挂钟，又移到我。

　　他突然站起来。

　　“我有妻子和孩子，你理解吗？您能理解吗？请您离开吧。”

　　我们又走在了人行道上，妈妈几乎眩晕了。

　　教堂塔楼上的钟已经打过很多次了，天已经暗下来。

　　“只剩下半小时了……可约翰娜一定住在这附近，她过去是我们家的女佣。

　　我们跑进一个黑洞洞的大厅，重重的木门在我们的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里面非常黑，我们必须得打开楼梯间的灯。从大厅的窗口望去，街上的煤气灯已经点亮了。

　　我的心狂跳着。

　　慢慢地，我们爬上了木楼梯，吱嘎吱嘎地作响，一层，二层。

　　我们在一块铜质门牌前停下来。

3、在这儿安全了吗？

　　“可尼可吗？……不知道是不是这儿。”妈妈说。

　　我按了一下金色的门铃。

　　我们听见了脚步声，门开了。

　　一位天使站在我们面前，金发碧眼的天使。

　　她穿着一件圆点花样的布料裙子，洋溢着温暖，轻松的，友善的。这个天使这么漂亮，像阳光一样灿烂，金色的卷发，比艾琳还要漂亮。

　　“曼纽拉！”一个刺耳的叫声从屋子里间传出来。“快关上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但是这个天使没有回答，她友好的蓝眼睛看着我们。“哎，进来吧，进来。你这可爱的小草莓。”她说。

　　我们不需要被要求两次。

　　很快，天使在我们的身后关上了门。

　　我们在这儿安全了吗？

　　“只是暂时的，”天使说，“就今天晚上，妈妈，求求你看看这小草莓，小家伙，她是那么疲劳，那么冷，那么饥饿。”

　　这个被叫“妈妈”的女人，愤怒地看了我一眼。她鹰钩鼻子，额头上布满了皱纹，一张苛刻的脸，黑色的头发在脑后打了个结。

　　妈妈礼貌地称呼她潘尼·克尔尼克娃，克尔尼克夫人。

　　“不可能，”她说，闭紧上薄薄的嘴唇，“虽然我们现在没什么麻烦。”

　　我不喜欢克尼克娃夫人，她吓着了我。真难以相信，她竟然会是这个金发碧眼天使的妈妈。

　　“海伦娜！”一个细细的但却强有力的命令声音从后面的房间里传过来。我们站在入门的厅口处，看不到说话的人。是从走廊末端的房间里传出来的，房间的门略微开着。声音听起来像是不能容忍任何回应。

　　克尔尼克娃夫人遵从了这个声音。转过身去，以飞快、坚定的脚步走进了走廊末尾的房间。

　　我听见一阵难以辨识的低语，妈妈搂住我的肩，她感到害怕。金发碧眼的天使在对着我们笑。

　　克尔尼克娃夫人出来了，她的脸色看起来更阴沉，似乎遭受了什么挫折。

　　“好吧，”她说，没有看我们，“但是只住一晚上，带他们到地窖去，曼纽拉。”

　　地窖，像我们以前住过的黑洞，又黑、又潮。在角落处有一堆煤，一个床架斜靠在墙上。曼纽拉拖出一个旧床垫，给了我们一块儿毯子。她走的时候，塞到我手里什么松软的东西———一块儿点心。“我明天早上来。”她对我低声说。然后马上走了，剩下我和妈妈。

　　妈妈深深地叹了口气，把我放在床垫上盖好。她疲劳地蜷缩在了我身边，“好运气，好运气。”她喃喃而语，睡着了。她太疲劳了，很快就熟睡了过去。

　　我太兴奋了，睡不着。在黑暗里，我躺在那儿，手里攥着粘粘的、潮湿的蛋糕屑，想起了曼纽拉。

　　我们被一声巨大的吱嘎声弄醒了，简直快要吓死了，我们反射性地从床垫上跳了起来。我们被发现了！

　　哦，只不过是地下室的门响，是曼纽拉来接我们了。“快点儿，”她低声说，“外面已经亮了，跟我上楼去，如果邻居发现你们在这儿，可就麻烦了。”我们抓起手提箱，仍旧惺忪地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跟在她身后到了三楼，来到克尔尼克寓所。曼纽拉在我们身后锁了门，深深地叹了口气，幸好没人发现。

　　“先跟我到厨房来，你们需要喝点儿热的东西，”她说，拉起了我的手，“来，小草莓，你在那下面睡着了吗？”我点了点头，仍旧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是梦。我金发碧眼的天使确实存在，她现在叫我小草莓，跟昨天一样！

　　厨房宽敞明亮，一点也不像犹太人区的厨房。擦亮的罐子和盘子挂在墙上，大大的圆形木桌非常干净，白色的椅子上摆着五颜六色的椅垫。瓷砖炉里噼啪地烧着火，温暖又舒适。我特别喜欢这黑白相间的地板。

　　曼纽拉要我们坐下来，给我们端来热茶、面包和果酱。妈妈迅速严厉的看了我一眼，那暗示着她让我乖乖的吃！我只咬了一小口面包，我只吃面包，那是因为面包是曼纽拉递给我的，我甚至还喝了一点茶。

　　曼纽拉非常严肃地和妈妈说话，使我放心的是克尔尼克夫人似乎不在，可能她根本就不住这儿，我们可能可以在这儿多呆会儿，我是多么喜欢这样啊！我前后摆着腿，盯着曼纽拉的金色头发，在灯光的衬托下闪着光。正在那时，门开了。

　　一个小小的身影，长长的白发，穿着白色的睡裙，出现在门口。如果不是她使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她看起来真的像幽灵一样。像我的祖母一样，她眼里同样有一种果决，脸上洋溢着同样的微笑，不再仅仅是瘦小和弯曲。

　　她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清晰而且具有命令性。这一定是我昨天晚上在楼下大厅听到的那个从屋子里传出来的声音。“曼纽拉。”她说。 曼纽拉正背对着门坐着，转过身来。“啊，巴比西亚?”巴比西亚就是指祖母，那么站在那儿的就是曼纽拉的祖母。对祖母的记忆潮水般向我涌来，我再也吃不下去了，把面包放回盘子。

　　“吃！”妈妈的眼神告诉我，她默不作声地坐在曼纽拉旁边，搅着她的茶，不敢说话。

　　“这是你从热舒夫来的堂姐，曼纽拉，”这位祖母说，以那种专横的不容任何人回应的语气，“这位（———她直视着我的黑眼睛———）是她的小女儿。她们来看我们了，不确定要呆多长时间。你堂姐的丈夫在战争中死去了（———她编造了一个故事。）你可以比任何人说得都好，不管怎么说，她们都可以留在这儿。我的茶好了吗？

　　说完这些，她尊贵地摆着裙角走了出去。我们从后面盯着她，张大了嘴。

　　曼纽拉从壶里倒了一杯茶，放在了托盘上。“只要祖母这样说了，就没问题了，”她微笑着说，“在这个寓所里,没有人敢跟她作对，当然我妈妈也不敢”。她对我眨了眨眼睛，给祖母端茶去了。

4、安全的诱惑

　　克尔尼克娃夫人完全不同意祖母的决定，她工作回来晚了，看着我们坐在厨房里，就一句话也没说。她从她的大包里拿出些报纸包的蔬菜，开始清洗。妈妈跳了起来,过去帮她，克尔尼克娃夫人什么也没说，递给妈妈一把刀子。

　　我看着曼纽拉，她笑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看看我的剪贴簿。”她说，我也笑了。

　　我从没见过比曼纽拉的剪贴簿还漂亮的东西，闪亮的纸，灿烂的颜色，甚至还有金纸、银纸。“这些都有香甜味，是巧克力包装纸，”她解释道，“我收集的，闻一闻！”她把剪贴簿拿到我鼻子前，闻起来非常美妙，非常香甜，这些东西都有奇特的名字，是我以前根本没有听说过的。“巧克力”听起来像外国的什么东西，非常神秘，它能带来一种神奇的渴望。

　　曼纽拉带我参观整个公寓，寓所非常大，带光亮的镶木地板，闻起来一股地板蜡味。而曼纽拉是一种紫罗兰花香味。最好的房间是会客室，铺着地毯，看起来像长满花的草地；靠着墙是黑色的巨大餐具柜，里面有各种有色的杯子，精美的瓷盘（曼纽拉说我不能动任何东西），房间还有一个几乎和我一样高的大花瓶，蓝色的天鹅绒沙发，上面有许多刺绣的软垫。

　　许多漂亮的填充物摆放在沙发上，其中有两个长头发，穿着优美的带花边的衣服。她们有蓝色的玻璃眼睛，长长的眼睫毛。第三个是短的褐色头发，穿着衬衫和绿色的裤子，是个男孩。

　　我盯着她们问曼纽拉：“那是什么？”

　　她笑了：“你以前没见过娃娃吗，小草莓？她拿起了填充物，一个接一个地放到我的怀里，“这一个是伊娃，这个是维奥莱塔，这儿的这个是杰希卡，喜欢她们吗？”

　　我兴奋得颤抖起来，我猛咽了口唾沫，说不出话来，因为我已经高兴得几乎眩晕了。曼纽拉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又笑了，把娃娃拿了回去。“你感觉舒服了，就会让你玩娃娃，”她说道，把伊娃、维奥莱塔和杰希卡又摆放回了干净的软垫中间，我点点头。因为能玩娃娃，我心急得快要着火了，我知道她们根本就不可能属于我，我也不该碰她们。

　　这有间房子是留给曼纽拉的弟弟———杜德克的。曼纽拉只是带我简单地看了看，床上方挂了一块带花的小毯子。隔壁的房间是祖母的，“她一直都躺在床上，”曼纽拉告诉我，“她现在可能正在睡觉，我们最好别去打扰她。”但门是微开着的，我们走过的时候，我偷偷看了祖母一眼。她的头舒适地靠在几个枕头上，她戴着眼镜，正在玩牌。

　　“你可以睡在祖母房间的沙发床上。”曼纽拉说。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基本可以确定我们今晚不必再在地窖里过夜了。然后她带我看非常优雅的盥洗室，镶着瓷砖还有什么浴缸。“充满热水，你就可以蹲在里面了。”她解释道。这个想法让我发抖。

　　最后是曼纽拉的房间，她和她妈妈一块儿住。房间一股紫罗兰香，粉红色的窗帘从高高的窗户上垂挂下来，粉红色的床单盖在宽宽的双人床上，旁边有张小矮桌，粉红色的褶边桌围。正上方挂着一面圆圆的大镜子，瓶子、长颈瓶、广口瓶都摆放在桌子上。

　　从现在开始，粉红色就是我最喜爱的颜色。

　　曼纽拉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回了厨房。

　　一天天，一个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仍旧呆在克尔尼克的家里，无论我什么时候和曼纽拉在一起，我都感觉到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触摸，一个神奇的我从不知道的闪闪发光的世界，但这是我一直渴望的，我已经被她的魔咒迷倒了。这是曼纽拉的世界，是我的世界，而不是妈妈的。痛苦和焦虑，死亡和恐惧不属于这儿，当然也没有害怕。但是我，长着黑眼睛，漂染的金色头发，真的也没有权力充当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明亮、宽敞的寓所里，我感觉到安全是一种诱惑，我不应该屈服于这种诱惑。

　　那里也没有安全。我经常从窗户看外面的街道，一段时间能看上几个小时。外面的孩子们正在玩，我是多么渴望能被允许和他们一起玩呀！但这是不允许的，我听见卡车开过，刺耳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禁止……

　　曼纽拉告诉我他们正在从电车上拉人，把他们抓走当人质，或者干脆枪毙。许多人就被射死在这条街道上，她说，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就在今天，他们又打死了几个人，因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传单，我不知道什么叫传单，但是我对曼纽拉的消息并不感到惊奇。人们被打死只是每天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她为什么那么不安呢？

5、又处在了危险之中

　　我也知道穿皮靴的人在半夜里搜查房子，抓那些藏起来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我知道没有人能许可看到或听到我们说话，我必须做到不引起别人注意，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寓所。邻居总是这样说：“呀，你堂妹在这儿住很长时间了，是不是？这小孩长那么一双黑眼睛，而你却……”

　　不久我就忘记我们的世界只是借来的，我们藏了起来，但是我们随时可能会被发现，处死。曼纽拉、祖母、克尔尼克娃夫人还有她儿子杜德克都在为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这一切都是我从克尔尼克娃夫人那儿得知的，她总是不停地重复这些话。

　　妈妈和克尔尼克娃夫人在厨房里花几个小时烘焙，把蛋糕卖掉，这样我们就可以挣点生活费。

　　天刚刚亮，她们就开始做玫瑰甜果酱，加糖搅拌新鲜的玫瑰花瓣，直到它变成粉红色的软块，搅得你的手指都起了水泡。搅完后把玫瑰甜果酱，拿匙舀进金黄色的油炸小麦圈里。大量的麦圈堆在一起看起来非常可爱，闻起来也非常香，可是我不想吃任何一个。

　　“想尝一块儿吗？”克尔尼克娃夫人问，我能判断出来她在强迫着她自己友好点。

　　“不，我不吃。”我说，我坐在椅子上翻阅一本有很多奇特图片的书。 克尔尼克娃夫人愤怒地看了我一眼，因为我拒绝了她的提议，然后她转向妈妈，妈妈正站在炉边，用一个长柄杓把麦圈浸到一个盛满热油的大锅里。

　　“这孩子太瘦了，她几乎什么也不吃，”她说道，带着一种责备的语气，“那么苍白，可能贫血，你真的应该拿点主意，不然她会病倒的。你知道那将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我们不可能叫医生到这儿来，那样他们会发现的。今天我会在市场上为这个小家伙买点什么，可最近的价钱是越来越高了。”

　　这番责备后，妈妈屈服了，她开始翻口袋，把一条狭窄的金带塞到克尔尼克娃夫人的手里。

　　“这个，拿着这个，买些肝脏或者菠菜……

　　克尔尼克娃夫人点点头，稍后她做完麦圈就离开了，妈妈开始把气撒到我的头上，“明白了吧，我不是一直就告诉你吗？她说了‘贫血症’。你需要铁、维他命。你必须吃东西，听见我说了吗？我们应该很感激我们有东西吃！你这么执拗会让我们受不了的。”

　　她把一盘煮沸的甜菜根放到我面前。“吃这个，”她命令道，双手叉着腰，“不吃完就别走！”

　　那晚上我一直坐在满满的盘子面前，直到曼纽拉回来解救了我。

　　第二天，我就病了，发高烧。

　　“怎么样？”克尔尼克娃夫人喘着鼻息，“我告诉过你，现在孩子病了，那是因为她没吃任何东西。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呆在这儿了，请你快点走吧。”

　　曼纽拉不在，祖母正在睡觉。妈妈什么也没说，装好我们的手提箱，她在哭，然后她给我穿上我的红外套，我们走了。

　　下了楼，我们来到街道上。门在我们的身后沉闷地一声关上了。

　　我感到非常冷，虽然天气非常暖和，非常明亮。太阳放射着光芒，树上有了幼嫩翠绿的叶子。虽然冷，但是我感觉到了生命的澎湃。那是因为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春天了，非常美妙的感觉。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像以前一样，我们的生活又处在了危险之中。

　　妈妈拉着我的手，我们沿着街道走得非常快，似乎我们已有了一个确定的目标。

　　“我们要到哪儿去？”我问。

　　“安静点儿，”她说，“不要害怕。”

　　没有人阻拦我们，我们很快到了城市的郊区。在一排高高的木篱笆后面，有许多小花园和小木屋，鲜艳的花朵正在花床中开放。我为眼前的景物感到高兴，一时间忘了自己正在感冒，并且处在危险当中。

　　“妈妈，看！看多漂亮的花！”

　　但是妈妈没有在意我，她把我从栅栏中没有木板的地方拉过去。我们爬了过去，顺利地来到其中的一间小屋前，推了推门，门锁着的。

　　我们又试了下一个屋子，一个又一个。

　　最后，我们很幸运，其中的一个门没锁，我们溜了进去。

6、有权利享受那种生活

　　阳光透过墙上的罅隙，照到挂在墙上灰尘覆盖的花园锄具上，蜘蛛在花盆、旧麻布袋和角落里的一大捆麦杆上结了网。妈妈放下她的手提箱，用这捆麦杆支起了个床，用旧麻布袋把我盖上，我感到非常热。有一种奇怪的沙沙声，我感到很害怕，“妈妈。”我低声说。

　　她把她凉凉的手安心地放在我的前额上，“那不过是老鼠，亲爱的。不要害怕。”

　　老鼠！我不知道是什么。不管怎样，妈妈也怕他们，他们非常可怕吗？ “他们什么样的？”我问。

　　“就像田鼠一样，”她用一种颤抖的声音解释道，“只是稍微小点儿。”

　　我知道什么是田鼠，我想起我们呆在黑洞里，想起黑色的影子急跑过地板，想起许多小脚步的声音，想起外面人们的尖叫声……我不想再想那些了。

　　“妈妈，”我求她，“给我讲个故事吧。”

　　克拉科夫集市广场上的马里齐奥咖啡馆供应最好的冰淇淋———这个城市最好的冰淇淋。他们用坚果和杏仁蛋白软糖装饰着巧克力，广口瓶里装满了颜色鲜艳的糖果、点心，还有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糕饼。坐在小圆桌旁柔软的软垫手扶椅里，低声地谈着，旁边穿着硬挺围裙的服务生敏捷、礼貌地服务着。用浓厚的褐色巧克力制的杯装可可豆上来了，在你用匙喝完雪状搅成山的奶油，吸吮完含奶油的可可粉，你就能咬到杯子里的可可豆了，能吃到了。然后在你的胃里就会有一种美妙的感觉，柔软、浓郁、温暖，非常陶醉。

　　星期天，她们会去咖啡馆，和他们的妈妈———托西亚，陶菲拉的乳名，还有托西亚的妹妹索比亚，她常常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扎着一个白色的大蝴蝶结。当早上他们乘着马拉车上学的时候，她们也穿着白色的衣服，扎着一个白色的大蝴蝶结。她们上教堂女修道院学校，不是犹太人学校。她们的父母认为文化和教育非常重要，这些带着雪白摺边头巾的修女们经营的学校被认为是最严格、最好的学校。她们接受欧洲文化、艺术和音乐的教育，她们学习礼节和语言，托西亚也学德语。

　　在城市郊区亚伯拉罕巨大的新艺术别墅的家里，书架里排满了德国作家的著作，像歌德、席勒。这个家庭说波兰语也说德语，很少说意第绪语。托西亚的父亲，雅各布亚伯拉罕，建造了这栋房子。他非常富有，留着小胡子，是个非常优秀的生意人。除了巨大的面包房———能做出全克拉科夫最好的全麦面包卷，他还拥有无数的固定资产，还有磨房———生产制作面包卷的面粉。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养马，他把马圈养在大花园末端的谷仓里。大部分马都非常雄壮，以至于许多知名艺术家都用他们做马模特。

　　犹太人的节日在一间巨大的画室里举行，里面摆放着黑色的木雕家具，豪华的钢琴，还铺着厚厚的柔软的地毯。托西亚和萨宾，她们的小弟弟雅各布，后面的还有艾琳，将会加入她们的父母，还有许多亲戚，一起围坐在这巨大的餐桌旁，餐桌上铺着红色金刺绣的天鹅绒桌布。他们会吃烤火鸡加叫做克鲁思基的圆饼。这火鸡是农场的女孩特意养的，有时就是服务小姐养的，所以肉吃起来非常地嫩。桌子上还有脆香的烤鹅，填充了苹果的烤鸭。还有葡萄干杏仁鲤鱼，洋葱鹅肝脏丁，鸡蛋加面包，凝胶鸡肉加蛋，樱桃加甜菜根的酸甜汤。甜点有甜李子汤和大块的蛋糕。安娜能烤制各种各样的蛋糕：苹果夹心、樱桃蛋糕、坚果奶油蛋糕，还有用发酵面团做成的葡萄干蛋糕。大人们喝葡萄干酒、胡桃杜松子酒，山莓利口酒，还有李子白兰地酒，这些都是爸爸亲手用园子里栽的水果制成的。

　　妈妈叹了口气，当她叙述这些她们过去常常吃到的美味佳肴时，声音变得非常地渴望，这些记忆是那么地美好。当她告诉我过去的时光时，我非常地喜欢，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是烤鹅，或者巧克力尝起来是什么味。妈妈的故事是另一个世界的童话，跟我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妈妈生活在一座已下沉到海底的岛屿上，虽然诺亚时代的大洪水已经在我们和那种生活中到来，我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会有权利享受那种生活。

　　“妈妈，巧克力尝起来是什么味？”我已经昏昏欲睡了，发烧和不停地找藏身地方的奔波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

　　“哦，”她说，灰绿色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奇异的光芒，“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好，无法形容。又甜又粘，像牛奶和蜂蜜，像果酱和蛋糕，但都比这好吃得多。”

　　太阳落山了，鸟嘁嘁喳喳地叫个不停。我想起了花园里的花，还有曼纽拉，一股紫罗兰香。妈妈往我的嘴里塞了块面包，然后挨着我躺下，我们就睡着了。

　　我的烧退了，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又一次带着手提箱，站在了曼纽拉家的寓所门前。克尔尼克娃夫人开了门，她用阴郁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们，没有人开口。

　　然后我们听到了沿着走廊走过去的脚步声，有人正在上楼，脚步声咯吱作响。

　　克尔尼克娃夫人抓住我的胳膊，一把把我们拉进了寓所，迅速地关上了门。

　　“好了，快点，脱掉你们的鞋，地板马上就又脏又湿。”她嘟囔着，然后走进了厨房。

　　妈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们捡起手提箱，踮着脚走过大厅，来到祖母的房间。她什么也没说就抱住我们，她高兴我们又回来了。她有一股熟悉的茶和缬草根味，被子上的被罩还是我们走前用的那个，没换。

7、他是否还活着

　　曼纽拉也很高兴我们回来，她正端坐在她的房间里，一面镜子前（挂在桌上方，四周有粉红色的装边），正用一个大粉扑拍脸。她长长的金色头发挽了起来，卡了一个黑色的小蝴蝶结。她正看着镜子，看到我正站在她后面，瘦小、严肃、黑黑的眼睛。

　　“你也想来搽点吗，小草莓？”她笑了，用粉扑轻轻地拍我的鼻子。弄得我痒痒的，弄起了好多灰尘，我笨拙地笑了。“不要看起来总是那么难过，”曼纽拉神色暗淡地说，又皱了皱眉。然后她拿起一个小红棒涂抹嘴唇，瞬间她变得非常地不同。

　　“曼纽拉！”一个断然的声音叫道，祖母正站在门口，像往常一样穿着白色的睡裙。“不要化那么浓的妆，孩子。你看起来像个颜料盒。”

　　曼纽拉叹了口气，然后她站起来，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客厅。“来，我给你看点东西。”

　　我非常兴奋，曼纽拉打开壁橱，里面放着一个黑盒子，还带着一个喇叭，像我以前在那些卡车上见到的一样，只是稍微小了点儿。

　　“这是唱片机，”曼纽拉认真地向我解释道，“现在你看……”

　　她从一个封皮里拿出一张圆盘，封皮上面是一张漂亮的金发女郎的画。

　　“玛丽卡·洛克，”曼纽拉扭过头说，她把圆盘放在黑盒子上，然后在上面放一个长长的、银的、金属的东西。然后她按了一个按钮，这黑色的圆盘开始转，我听到了一个甜美的女性声音在歌唱：

　　我是多么想，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心想着是这样，

　　可脑子里却是那样……

　　我愣住了，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封皮上的照片，盯着转动的黑色圆盘，张嘴学着这些歌词：“我是多么想……”

　　曼纽拉笑了，歌曲完了，她把黑圆盘放回封皮口袋，按了一下盒子上的按纽，然后关上壁橱。

　　“你很熟悉她？玛丽卡·洛克？”我问曼纽拉。

　　她摇摇她金色的卷头发，“哦，不是，小草莓，”她笑道，“玛丽卡·洛克非常有名，她住得离这儿很远，她是德国人。”

　　我真不敢相信玛丽卡·洛克是德国人。

　　我不是经常能看到曼纽拉的弟弟杜德克，他与曼纽拉完全不同，他很高很壮但很沉默，他也是金色的头发。大多时候他只在打晚钟的时候回来，或者根本就不回来。有时他带上几个男人一起回来，他们坐在厨房里，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猜想他们有什么神秘花园，但是他们不允许我知道。所以我什么也不说，拿着本书悄悄溜进一个角落。有一次，杜德克走过的时候，拍我的头，我感到非常惊奇，但非常高兴，他注意我了。

　　我一整天就坐在窗户边，或者坐在厨房里，或者拿着本书坐在角落里。

　　克尔尼克娃夫人和妈妈烤蛋糕聊天，她们聊起了男人。

　　“男人是恶棍，大部分都这样，”克尔尼克娃夫人说，薄薄的嘴唇变得更单薄了。我在想什么是恶棍，不论怎么说都不是什么好词。克尔尼克娃夫人心情狂乱地自言自语，“他和一个有了关系，又和另一个，都是年轻，漂亮的婊子。后来他就离开去了华沙，在政治上取得了功名，把我和两个孩子扔在这里。我都不知道我一个人怎么能应付那么多事———工作、抚养孩子、买食物……”

　　妈妈对她感到同情，她让克尔尼克娃夫人就这样说下去，她是个非常耐心的听众。

　　“但是现在我也很高兴他走了，我不想把他带回来，他给我钱我也不会。如果他这时就站在门外，我就会给他吃个闭门羹！”

　　妈妈想说点什么安慰她的，“但是你的孩子，真值得你为她们感到骄傲，”她说。

　　克尔尼克娃夫人长叹一声。“要是你知道就好了，”她嘟哝着，“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曼纽拉满脑子都是奇怪的幻想，杜德克……”

　　她突然说了半句就断了：“你呢，陶菲拉？你丈夫是恶棍吗？”

　　妈妈笑了笑，“哦，不，”她软软地说，“当然不是，在我父母允许我们结婚前，他已经等了我7年了。”她的眼里闪着未流出的泪，“要是我能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就好了……”

8、堕入了爱河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问妈妈有关爸爸的事情，那7年是怎么回事。黑暗中她把我搂得紧紧的，给我讲那个故事。

　　事情发生在一个美丽炎热的夏日，托西亚已经15岁了，正坐在花园的凉亭里读书。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那么大的园子栽满了花、果树、浆果，还有矮树丛，在屋子里根本不可能看到她在那儿，甚至叫她，她也不可能听到。无论什么时候，她父母举办舞会———他们经常举办，凉亭里的乐队都会演奏非常浪漫的流行音乐，那些穿着考究的先生和女士就会在陶瓷灯的照耀下翩翩起舞。托西亚就会和她的妹妹躲在灌木丛后，观察这些跳舞的人，希望能看到其中的一对偷偷地亲吻。但迟早会有一个仆人出现，揪住这两个反叛女孩的衣领，把她们拖回到床上。但是托西亚睡不着，宁愿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躺着，呼吸着夜晚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的樱草花的香味，沉醉在充满如此神奇渴望的音乐当中，以至于让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骚动与不安。

　　在那个特殊的夏日，她倾听着蜜蜂的哼唱，放松在温暖的阳光中。最后她扔掉书，闭上眼睛，打起盹来，直到她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世界。

　　突然她感到有个人的嘴唇压在了她的嘴唇上，她从半睡眠中惊醒过来，她不能肯定这是做梦还是现实，这种轻轻的亲吻的感觉，使她感觉既震惊又温柔。

　　这是真实的，一个一头乱发、黑眼睛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穿着件破旧的夹克衫，一件破旧的在领口处敞开着的衬衫———一种富贵的穿法，他看起来是不可抵抗的。

　　戴维为他自己的行为辩解着，并因此而满脸通红。他为自己的胆量感到震惊，他怎么就可以那么冒失的吻这个女孩呢？一个不过18岁的穷苦的犹太男孩……他爬过这些富贵人家的墙，把口袋里装满果子，带回家给他妈妈和他的三个兄弟吃。关于他还有什么？当然他像一个冒失鬼一样，在县城里非常出名。他妈妈因为他惹了很多麻烦，他的兄弟在那时还都很小。邻居们过去经常看到玛利亚·利柏灵拽着他们裤子的后档把他们拖回家，责备他们又搞什么恶作剧或者偷了什么东西。“那个可怜的女人，”她们会摇着头这样说，“她真的没有享受到一点安逸的时间，因为这些小恶魔，还有她丈夫的死。四个男孩！简直是奇迹，她一个人能管得了四个孩子。”

　　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奇迹，是玛丽亚的钢铁意志，还有她辛勤的工作。她靠缝纫来养活家庭，没日没夜地工作。她几乎不睡觉，早上，当孩子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她做饭、打扫房间。放学后她把孩子锁在屋里，让他们做作业。没想到他们已经从窗户爬了出去，留了张字条：“妈妈认为我们在学习，但是我们没学习。”尽管这样，她还是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甚至在她不得不向孩子读“取缔闹事法”的这一天还没有过去以前。

　　戴卫盯着托西亚，托西亚也盯着戴卫，在这短短的一瞬间，花园里蜜蜂的嗡嗡声和鸟儿的嘁喳声都停止了。然后戴卫转过身，翻上墙，跃身一跳就消失了。

　　托西亚浑身发热，眩晕，她捡起她的书，回到凉爽的房间里。猛地扑倒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一种新的感觉走进了她的生活，可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她不能告诉她妈妈发生的事，妈妈总是忙于管理家事。当然她也不能和她父亲讲，他刚坐火车从维也纳出差回来，现在正在半明半暗的书房里，喝着一杯利口酒，抽着雪茄休息。索比亚只有13岁，太小了。照顾孩子的女仆也不是值得信赖的可以讲的人。于是托西亚就自己保守着这个神秘花园，很长时间，直到她意识到她为什么不再有食欲，晚上睡不着。直到戴维已经爬过墙来好几次，他的亲吻不再被认为是偶然，甚至不是有意图的，她才不得不承认她已深深地堕入了爱河之中。

　　“那是什么意思，妈妈？什么是爱河？”我问。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妈妈踌躇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但她的声音还是有些沙哑，“堕入爱河就像……像……像巧克力。”

　　“等了7年是怎么回事？”我问，我根本不满意妈妈的回答。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亲爱的。我们现在该睡觉了。”

　　当她用那种肯定的声音说话时，再问就没有用了。那就是说，她不想告诉我更多的故事，并且我不能够再了解她，她像蜗牛一样把自己藏在壳里。我非常失望，说了声晚安，就翻身转到了自己这边。

9、“我也可以演吗？”

　　“……这种血腥味仍在：阿拉伯半岛的香料也不会使这双小手变得香甜……”

　　有人喊叫着：“杀了他们！杀光他们！”

　　我躲在客厅蓝色高背的沙发后面，正准备吃的一块面包，已经不能吃了，我已经把它捏碎了。那就是我为什么偷偷地溜走，来到这里，并且喜欢偷偷地看这个娃娃。

　　但就在这时，这些人突然闯进这间屋子，我不得不马上藏起来。他们没有发现我，他们开始争论、叫嚷、呵斥。曼纽拉和他们在一起。

　　“杀了他们！杀光他们！”一个男人高叫着。我小心翼翼地从沙发后面窥看，这个男人躺在地板上，躺在带花的地毯上。他用手压着胸口，他的头侧转着。

　　突然他咧口笑了，又站了起来。我放心地松了口气。

　　房间里有另外一些男人，还有一个女人。我认识他们，他们有时来看曼纽拉，我记得他们都叫什么：亚当、哈丽娜、杰齐、塔杜施。

　　“他们是我的朋友。”曼纽拉说，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来，她都会关上客厅的门。所能听到的只是一种奇怪的混杂声。

　　“死！”亚当喊道，“他们必须死……”

　　我畏缩了，尽所能地让自己缩得小了再小。他们在谈论我们吗？我听见他们笑了，现在他们像平常一样相互谈着话，他们笑着。

　　但过一会儿又是：“孩子！我的孩子！他们都死了！”海林娜大声叫喊，大哭起来。

　　他们为什么说这些事？没有德国人在这儿，谁要杀他们？

　　我从沙发后面走出来，跑到曼纽拉身边，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曼纽拉立刻意识到什么不对了。她跪下来，看着我的眼睛。

　　“这是假的，”她说，“你不要害怕。我们只是在排演剧本。”

　　“剧本？是要杀掉剧本吗？”

　　后来她给我解释：“这是一所表演学校。我的朋友和我想成为演员。我们有时表演你读的大厚书里的故事。排演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你必须永远不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们会被关进监狱的，因为这不允许。”

　　这一点都不使我感到惊奇，我知道不允许意味着什么。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不允许的，非常危险，一直都是这样。

　　“我也可以演吗？”

　　她没回答，相反她走进房间，拿来一本厚厚的以前我没有看过的像册，里面有好多照片，漂亮的穿着华丽的衣服的金发女人，还有温雅的男人。他们都有一种温柔的、梦似的眼神。

　　“嘉宝，”曼纽拉说，“黛德丽·瑞查，克拉克·盖博———他们都是著名的演员。”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羡慕。我看见一个女人把她的裙子提得很高，长长的腿，我慢慢地读道：“伊瑟·渥娜。”接下来，是一个不比我大的小女孩，她看起来多漂亮！卷卷的金色头发，穿着有褶饰边的衣服。她是谁？

　　她的名字叫秀兰·邓波儿，这名字像魔咒一样对我一击。我怎么也看不够地看着这个小女孩。秀兰·邓波儿，我一遍遍地重复着，秀兰·邓波儿。我盯着照片，直到我熟悉她衣服上的每粒扣子，鞋上的每个蝴蝶结。

　　“我也想做演员。”我对曼纽拉说。我口干，心在怦怦地跳———是兴奋而不是往常的恐惧。

　　她漫不经心地点点头。“也许吧，等你长大的时候。”她说。她为什么那样说？她似乎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长大的，哪天他们就会来抓我们，小孩儿就要被枪毙。我不会长大的，我不想长大。

　　曼纽拉合上影集，我想再看看，可她没时间给我看了，为分散我的注意力，她给了我一个礼物。“这个，”她说，她把一张照片放到我手里，“玛丽卡·洛克，你更喜欢她是不是？我有许多她的照片。”

　　我高兴得快没有呼吸了，把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

10、多么有天赋的演员

　　这些演员都是高个子男人，明亮的眼睛，不间断的笑声，他们都很喜欢我。“我们的小朋友。”他们这样叫我，让我感到很骄傲。他们当中的一个，塔杜施，一个瘦高的男人，有时他把我放他肩上，带着我在屋里转圈。这种感觉非常好，因为东西从上面看完全不同，我感到我好像能飞了。我能够看到塔杜施头上有一小块秃顶，水晶的树枝形的灯上面有灰尘。

　　“现在一片森林朝登斯内扑面而来。”海丽娜呻吟着说，指着角落的炉子。我似乎看见了森林，它们真的在那儿。我看见了演员们正在与之谈话的隐形人，我爱表演！

　　曼纽拉和其他演员相互读着厚书上的内容，他们转动着眼睛，在屋子里昂首阔步，对彼此互相叫嚷。我努力地模仿他们，“给我拿手帕来。”我尖叫着，他们都笑着鼓掌。他们说我有表演天才，这使我感到非常地自豪。

　　表演大多都跟“爱”有关，一个像巧克力一样的词：“恋爱”。我问曼纽拉她是否在恋爱，曼纽拉笑了，绯红了脸。“这个问题你以后再问，小草莓！”

　　我坐在装得满满的盘子旁，里面盛的是厚厚的褐色肝脏片，这对补血非常好，他们说。我憎恨肝脏，我憎恨血。

　　妈妈和克尔尼克娃夫人正在聊天，我偷偷地溜掉了。杜德克的房间里没有人，我踮着脚尖溜了进去，试图爬到床下面。但是床下没有足够的空间，有什么金属的坚硬的东西在床下：枪。我认得，那些穿长靴的人总是带着它们。床下也有一些小的圆形的闪亮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很容易滚动……

　　我听见有人大叫起来，我吓得一缩。克尔尼克娃夫人正站在门口。我从没见过她这样的表情：苍白、愤怒。

　　这些大人说我的行为太糟了，甚至曼纽拉也跟我生了气。因为我现在知道得太多了。你们明天早上必须走，克尔尼克娃夫人愤怒地说。又一次，妈妈的嘴唇变得白了薄了，我们不得不走。但永远都不可能走。

　　因为晚上穿黑亮靴子和金纽扣制服的人又来了。

　　打开！

　　继续！

　　快点！

　　起来！

　　远远地我听见了喊叫声，我在毯子下蠕动着。我知道这个，这太熟悉了：靴子踏在楼梯上的声音，砰的关门的声音，拳头砰砰重击的声音，狗快速呼呼喘气的声音，男人嘶哑的发号命令的声音。

　　现在他们在大厅里，他们从头到尾地查每样东西，厨房、起居室、曼纽拉的房间、杜德克的房间。他们走近了祖母的房间，我们的床边。克尔尼克娃夫人告诉我们说，不论什么时候有搜查来就让我们假装睡觉。我在我的被子下一动不动，我能听到妈妈怦怦的心跳声，就像在犹太人区一样，她的恐惧，她僵硬的身体。我听见祖母假装打鼾的声音。

　　他们破门而入，拉开灯。我困倦地眨着眼睛，但同时我已经绝对地清醒了。

　　“这是我生病的母亲，这是陶菲拉·里戈卡，从热舒夫来的我的堂妹和她的孩子。”克尔尼克娃夫人以一种紧张的声音解释道。

　　“身份证！”两个穿皮靴的人中的一个吼道。

　　妈妈坐了起来，揉揉她的眼睛，假装她刚刚已经睡着了。我马上能判断出她不是一个好演员。她一片忙乱，把我们的身份证件从床下面的手提箱里找出来，交给穿制服的人。他们注意到妈妈的手在颤抖了吗？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人们这样了，但这有可能惹怒了他们，他们因此而怀疑地看着我们。

　　我从床上跳下来，跪到地上开始祈求他们，妈妈告诉过我，这样做他们就不会怀疑到我们是犹太人：“圣父呀，天堂之圣父……玛利亚，上帝之母，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不断地重复着，一遍又一遍，糊涂了又重新开始：“圣父……”

　　穿皮靴的人犹豫了一下，他们停住在开着的门旁，盯着我。其中有一个士兵看到我床头柜上玛丽卡·洛克的照片，用两个手指夹起来，看了好长一会儿，笑了。然后他对另外一个说了些什么，他们就走掉了。

　　“小草莓表演得太好了！”曼纽拉说，亲了我一下。“干得非常漂亮，多么有天赋的演员！”

　　我们都蹲在奶奶的床边，仍旧因为恐惧而颤抖着，大人们低声地相互交换着意见，我坐在曼纽拉的大腿上。他们允许我们留下来了，甚至可以睡在杜德克的房间里，睡在宽宽的下面放着枪的大床上。杜德克不得不睡在祖母房间的沙发上。

　　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们有足够的空间了。”我对妈妈说，当我们提着手提箱，站在杜德克宽敞漂亮的房间里时。但她好像并不很高兴。“那是因为我表演得太好了。”

　　我摸着杜德克床上方挂毯的花朵，用手指追索着弯曲的花纹。在新床上我睡得很好，蓝色的百合有一种镇静作用，它们好像唱着歌催我入眠。

11、都是危险

　　妈妈穿好了衣服，在这个寓所里，我们都自己穿衣服，除了祖母，她现在还在睡觉。

　　我跑着去拿我的衣服，迅速地把玛丽卡·洛克的照片丢进我的手提箱。

　　“别跟我来，”妈妈说，声音有点颤抖。

　　我看着她，感觉很惊讶。

　　“你呆在这儿，”她解释道，“和巴伯西亚·伊斯代斯卡呆在一起。我出去有点事，很快就回来。”

　　我慌了，抱住她的腿。

　　“我也去，”我呜咽着，“我要和你一起死！”

　　妈妈努力地扳开我的手，“你不能去，”妈妈说。“这太危险了。”

　　“求求你，妈妈，”我央求着，像刺球一样抓住她的腿不放。如果她自己走了，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好吧，”她说，看到甩不掉我，她叹了口气，“但就这一次，听见了吗？你不能讲一句话，听清了吗？把你的手提箱放这儿。”

　　她给我擦了擦鼻子，我吻了妈妈一下，我知道她实际上很高兴我能跟她一块儿去。

　　门上的铃咔哒咔哒地响了。

　　我们走进一家美发店。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像这样的地方，屋子里到处都是镜子，弥漫着花香。剪掉的头发覆盖在地面上。一个男人脸上涂满了泡沫,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脖子上系着一块布，头向后仰着。一个瘦瘦的微黄色头发的男人用一把长长的银白色刀刮去这些泡沫。

　　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坐在另一张椅子上读着杂志，她的头发有许多金色的小卷，红红的嘴看起来和曼纽拉用彩棒涂完后一样。明亮的一圈金发，像耀眼的太阳一样，落在她的脚四周。

　　微黄色头发的男人转向妈妈问：“您想做什么？”

　　妈妈说：“我想做一个电烫发。”

　　这个人没做什么能察觉得到的动作，“很抱歉,请您稍等一下.”他对坐在椅子里的那个男人说，把银白色的刀放进罐里。然后他和妈妈走过一扇门帘,到后面的屋子去了。

　　我被这些有趣的东西吸引住了，只是站在那儿，像生了根一样。许多彩色的小瓶，各种尺寸的梳子，一个形状奇怪的水槽，神秘的小罐，架子上许许多多的小容器，靠墙处一个大机器看起来像银色的大帽子……

　　这时金发碧眼的女人抬起头来看着我在镜子中的样子，红红的嘴唇向我微笑。

　　我也向她微笑，这个女人金发碧眼非常漂亮，她看起来感觉非常好。什么东西吸引了我，这种感觉非常强烈，使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跑向她，爬到她的大腿上。

　　她对此有点惊讶，“唬，”她友好地说，“是谁呀，坐在我的腿上？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我正要回答，突然记起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话。我闭上嘴什么也不说。

　　“你忘了你的名字了吗？”这个女人问，又对我微笑。

　　这时，正好妈妈从后面的帘子走了出来，后头跟着微黄色头发的男人。他们都盯着镜子中的我，我意识到妈妈眼中流露出的惊骇，马上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

　　“你的小女孩叫什么名字？”这个金发碧眼的女人问妈妈。

　　妈妈搜索着字样，“啊……罗玛……”她说，“罗玛，到这儿来，我们该走了。”

　　我完全觉察到她声音中的那种胁迫感了，我迅速地从这个金发碧眼的女人的大腿上爬下来，跑向妈妈。妈妈抓住了我的手。

　　“那好，下次再来。妈妈对微黄色头发的男人说，他开始用刀继续给那个男人刮脸，点点头。

　　“再见，罗玛。”金发碧眼的女人在我后面叫。我不敢回头，门上的铃又咔哒咔哒地响了，我们离开了这家理发店。

　　“那个女人是德国人，”妈妈对曼纽拉说，“我敢肯定她就是德国人。”

　　妈妈仍在生我的气，现在她又开始跟克尔尼克娃夫人谈论小孩子应该知道些什么，小孩子不应该知道什么的话题，如果有人问她，她应该说什么等等。

　　我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危险。

　　我感到内疚，盯着餐桌上妈妈包过正在水槽里清洗的蔬菜的报纸，我已经认得几个字了。曼纽拉教我的，我想让她们认为我正在读报纸，这样我就不用听她们的谈话了。

　　曼纽拉注意到了我阴沉的表情。

　　为使我高兴起来，她问：“小草莓，你在看什么？克拉科夫报信人的分类广告？高雅的波兰人是不会读这种编得极差的报纸的，是德国人出的。你认为报纸很有意思吗？”

　　我点点头，我的眼睛粘到了报纸上，曼纽拉在我的身边坐下来，用手揽住我的肩，“我读给你听好吗？”她问，我又点点头。最主要的问题是让她们停止谈论我。

　　“五花八门，”曼纽拉开始读了，她读得那么美，似乎每个片段都有了生命，甚至最枯燥的部分让曼纽拉读时，听起来也像故事一样，因为她是演员。

　　五岁小女孩的外套，苗条女人穿的黑色衣服，便宜卖。卡美利卡54。

　　“这个太小了，你穿不了，是不是，小草莓？”曼纽拉问，继续读。

12、我们去哪儿呢？

　　海伦娜·玛瑞卡的身份证No.3792丢失，1O/11/43。

　　结婚戒指、耳环、沙发、婴儿床有售，瑞思卡4。

　　漂亮的圣诞礼物：二手手表、首饰、银器，以最低价出售，休思卡，7/1。

　　妈妈叹了口气。

　　歌手缝纫机有售，性能良好。阿道夫·希特勒朴拉特

　　我祖母……

　　回收出售钻石，价格合理。克拉科夫，迪特拉街15。

　　回收出售基督教徒二手店，以最高价回收电唱机、毛皮、地毯、鞋、被子。拉波左思卡街103。

　　阿·可聂娜身份证丢失，克拉科夫出生登记处签发。

　　“我们的身份证也被偷了吗？”我问，曼纽拉继续快速地往下读。

　　回收出售旧字画，免鉴定，艺术画廊，克拉科夫，拉波左思卡街59。

　　毛皮、狐狸毛领、外套，寻求委托人，思翠得姆6。

　　歌手缝纫机，性能良好，加保护的传动装置带，女士毛皮大衣，小号，思莫兰思卡39。

　　求购质量上好的软毛被子，哈普特思卓司1O。

　　神奇的心理学家，命运占卜、笔迹测定

　　专家们可以预测毫不熟悉的人的命运与将来，包括确切的出生日期，字迹流露出的性格，

　　所有邮件地址转交给编辑部。

　　曼纽拉清了清嗓子继续读。

　　染发、烫发，专家级的服务，思拉瓦公司，克拉科夫。

　　诚聘出身良好的年轻女人，干净，会做饭，懂德语，欲在高雅的家庭工作。克拉科夫，奥森瑞12/6。

　　衣服洞隐性修补法工作间，克拉科夫，思塔罗斯娜43。

　　雅利安人血统鉴定由公认的系谱的研究家（由世界范围的文件检索）按科学的方法研究成功。克拉科夫，瑞脱瑞卡街174/维也纳，特肯街1。

　　夜间住宿，干净，服务周到。加纳30/4。

　　出售，便宜旧衣服、床单、地毯及其他好东西。克拉科夫，卡米利卡80（商店）

　　“真难以想像他们是从哪儿弄来这些信息的，”妈妈说，她擦干手和我们一起坐下来。

　　为有辨识力人士提供夜间住宿。克拉科夫，瑞姿卫欧思卡14/2。

　　旅行者夜晚住宿。塞巴思提艾娜34/4。

　　便宜货：旧家用麻布、男士裤子、套服、毛衣、男士旅行用刮脸用具包、黑漆皮鞋，帝尔特拉19。

　　基督教二手店紧急寻求：意大利烛台、银制盘子、质量上乘的床单、桌布、软毛羊毛围巾。路博邹姿卡I03。

　　两星期大的婴儿-女婴，有售。请联系“No.6248.”

　　曼纽拉吸了口气，继续读。

　　臭虫及其他害虫杀虫剂，消毒剂。AZOT，克拉科夫， 坷拉寇思卡27。

　　Alt Krakau饭店雇佣讲德语的服务员。

　　唱片、德国音乐，轻松古典音乐，每天有售，玛卡81。

　　作为圣诞礼物我们向您推荐：银质烟盒、糖叉子、勺子、高脚玻璃杯以及其他礼物，克拉科夫，思劳克瓦斯卡26。

　　三个月内学会德语，克拉科夫，杜拉格30/1。

　　小女孩毛外套，带帽兜，完好无损，便宜，西娜1。

　　年轻男孩失踪，在九月17号离家，十二岁，金色头发，蓝眼睛，有知情者请告之编辑办公室。

　　德国军队寻求短期服务志愿者，在博克林大街19报到。

　　歌手缝纫机……

　　“Etcetera，etcetera.”曼纽拉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愤怒，她揉皱了报纸，把它扔到炉子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曼纽拉生气，我非常惊讶，我想是我的错。

　　妈妈站起来过去洗菜。

　　几天后，克尔尼克娃夫人又把我们撵了出去，我意识到曼纽拉给我们读分类广告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他们最近增加了侦察的人数，”克尔尼克娃夫人说，“并且，就如你们所知的，盖世太保的总部就在这附近，所以你们必须走。”

　　我们提着手提箱走了。最后看一眼杜德克挂在床上方的绣花毯，如果我们能留在这儿该有多好，但是这时候我们已经站在街上了。

　　我们去哪儿呢？妈妈焦躁地思考着各种各样的可能。冰冷的风吹着，已经是冬天了。鹅卵石缝隙间的水已经上冻了。实在太冷了，不得不回到花园那间屋子里。

　　但这时她记起了分类广告：“为有辨识力的人士提供夜晚住宿……瑞得卫伍思卡14/2。”妈妈嘟哝着抓着我的手。

13、令人厌恶的战斗

　　街道非常脏，这里是克拉科夫城市郊区的贫穷住户。十四街的房子看着很吸引人，灰色的粉刷从低矮的正面裂开，玻璃因为灰尘而显得很不透明。一只消瘦的猫蹲在门旁，带着敌意盯着我们。我们按响了门铃。

　　慢慢的拖拉的脚步声近了，一个胖胖的女人开了门，她的脸又红又肿，头发拉丝似的，穿着一件有斑纹的浴衣。

　　“我们什么也不买。”她的声音很粗鲁，很不舒适。

　　妈妈说了些有关分类广告的事，为有辨识力的人士提供夜晚住宿。

　　“进来。”

　　我们走进黑暗狭窄的前厅，里面挤满了大型衣橱和箱柜，一股卷心菜和猫屎味。

　　“走这边。”这个女人拖拉着走在我们前面，停在一扇门前。

　　“你得先付钱。”她对我妈妈说，像她的猫一样以同样的敌意看着我们。

　　妈妈到处翻找她的口袋，拽出几张钞票来。这个女人一把抢过钱，像一只肥胖的青蛙猛地咬住一只苍蝇。她开了门。

　　屋子里几乎是黑的，窗帘拉着，一张大而重的雕刻木床几乎占据了整面墙，脏兮兮的被子堆在上面；另一面墙边靠着沙发，床和沙发之间，至少填塞着四个大型衣橱。

　　“你们可以睡这双人床。”这个女人对妈妈说，听起来好像很不满似的。她走的时候砰的关上了门。

　　“安静点儿！”从半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说，是在沙发的方向，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我们不是单独在这间屋子里。一个不成型的形状躺在沙发上，正在睡觉，或者说正要睡觉。我们走近了些，放下手提箱，妈妈为我们的打扰礼貌地道了个歉。这个肥胖的臀部对着我们，但现在她为看清我们坐了起来。我诧异了，这个女人是两种颜色的头发，一半是黑色，另一半是浅色，头发从中间分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我想问她是怎么回事，但看到她浓密的黑眉毛下，双眼愤怒地看着我，话就卡在我的喉咙里了。

　　“一个孩子，”她叹了口气，“是我最想要的。”

　　妈妈发出震惊的声音，“教授，”她说，“您在这儿做什么？”

　　这两个女人似乎彼此很熟悉，开始静静地聊起来，完全把我排除在外。我坐在床边脱衣服，实在太累了。

　　“睡觉吧，罗玛，”妈妈转过头来说，“我一会儿就睡。”

　　我钻到脏兮兮的床罩下，被子让人无法忍受。一股走廊里的卷心菜猫粪便味。这间屋子，这个教授，这个寓所都让我感觉烦恼。

　　我想起了玛丽卡·洛克：

　　我是多么想……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样……

　　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我被前门上重重的打门声惊醒了。

　　德国人！

　　但不可能是德国人，门外的这个人没有喊，他只是在乞讨、请求。

　　“请让我回去吧，索菲亚，我的宝贝，求求你了，我是你的丈夫。你不能因为那一点点伏特加就责怪我……求求你了，开门吧，我的宝贝，已经是打晚钟时间了……”

　　但很显然，索菲亚并不想让他进来，我听见他们在吵嘴。“不要那么歇斯底里的，亲爱的。”这个男人的声音哽咽了。“你太不可理喻了，你实在不可理喻。”砰砰声又大了一点，最后停止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回去睡觉。”妈妈在黑暗中低语。她挨着我在厚重、臭味的床罩下躺下了，可能这张床是那个胖女人没让他进屋的男人的。想到这个，我有些发抖。但是我的眼皮太重了，躺下来我就睡着了。

　　可是没过多久，我突然感到奇怪的抓痒，一种灼痛、蠕动的感觉，浑身都是。我甩开被子，找灯的开关。

　　“妈妈！”

　　“怎么回事？”教授嘟哝着。妈妈找到了开关，扭亮了床头的灯，我拉起汗衫，看是什么这么痒。

　　“Gewaltgeshbriben！”妈妈害怕得喊出了声，用手蒙住了脸。是意第绪语，那意味着什么十分可怕的东西。我看看我自己，一条黑色的条纹在我的身上延展着，我不知道是什么。更近点看，现在我明白了这黑色的条纹正在我身上移动，由许多小黑点组成，小的活的东西正沿着我身体爬动。我想把它们弄掉，但是它们粘附在了我身上。

　　“妈妈！”

　　“没事的，孩子，嘘。我这就把它们拔掉。它们把自己粘附了在你身上……别害怕……”

　　妈妈在我面前俯下身，我能猜到她感到很厌恶。她用手指快速、准确地把臭虫从我的身上拨下来，像鸽子啄面包屑一样。然后她用鞋把它们捻死在地板上。这是一场无声的、令人厌恶的战斗，只被教授的粗暴声音打断，她在抱怨我的厉声叫喊和台灯一直开着。

　　天快亮的时候，妈妈弄完了，我全身红肿，我们不敢关灯，因为臭虫会在黑暗中再回来。教授已经睡着了，我们静静地彼此挨着躺着，妈妈和我。早晨，一道灰茫茫的光线映到我们的脸上，我们已经无法再入睡了。

　　“再讲点你的爱情吧。”我低声说。

　　妈妈叹了口气。

　　“那是很早以前了……”

14、妈妈的爱情

　　不久，托西亚的妈妈就发现了她女儿有神秘花园，她经常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晚饭甚至都不碰她最爱吃的甜点———葡萄干苹果夹心。但是她妈妈认为什么都不说为好，等着看究竟怎么回事。

　　毕竟那是她妈妈以前的所作所为：把她16岁的女儿安娜介绍给捷克伯·阿博拉汗莫，这个家庭为她精心挑选的一位年轻人。安娜已经16岁了，从那时起，她就相信爱情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就像园中的李子树，爱情需要随着时间发芽、成长，需要不时地培养，不时地产出果实，不需要浪费多少话在上面。

　　托西亚的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比预期的要快。她已经疲于玩捉迷藏，她大胆地决定哪天邀她的心上人到家。“哦，顺便，我要戴卫·利柏林去星期天的茶舞。”晚饭后，她回过头来说，匆匆忙忙地上了楼，以免看到她父母的反应，捷克伯·阿博拉汗莫把雪茄从嘴里抽出来，疑问地看着他的妻子。

　　安娜点点头。“确实就像是这么回事。”她叹着气，“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找的这个戴卫·利柏林，我只希望他的出身是好人家，哦，好了，我们等着看吧。”

　　星期天，五点钟准时的，戴卫·利柏林出现在茶舞会上。他为安娜·阿博拉汗莫带了一束鲜花，他穿着一件硬挺的白色衬衫，戴了一顶崭新的草帽。他非常有礼貌，很迷人地吻了阿博拉汗莫夫人的手。但这一切都是徒劳。

　　“他出身在一个无法让人接受的家庭，”当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后，安娜向女儿解释道，“嫁给他完全不可能，陶菲拉。”

　　托西亚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戴卫已经要求她嫁给他，而是她父母的反应让她感到失望。他们叫她陶菲拉，就像叫学校的修女，她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他们不懂得女儿的感情，他们不懂什么是爱情。他们思想狭隘，缺乏同情。哦，托西亚就要做给他们看。

　　从那天起，她就开始拒绝吃东西，她不声不响地坐在桌子旁，不动任何东西。她的体重轻了，越来越瘦，眼睛下面的眼圈越来越深，但眼里却充满着挑战。

　　“哦，吃点东西吧，”安娜劝着她的大女儿，“你必须吃点东西活着。”但是托西亚不听她，如果她不能和戴卫在一起，她也不想活了。

　　尽管他的家庭背景不好，戴卫现在还是每星期都来拜访。他的礼貌没什么缺点，他的衬衫也总是刚刚熨烫过的。他坚持晚上在夜校学习，他开设了一家建筑公司。一天，他来找捷克伯·阿博拉汗莫，向托西亚求婚了。

　　捷克伯·阿博拉汗莫给戴卫倒了杯李子白兰地，递给他一支雪茄，关上书房的落地长窗。甚至萨宾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通过锁眼也发现不了什么重要的情况。她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些谈话的碎片。

　　“他们正在谈你。”她对托西亚说，她已经猜到这些了，现在她在房间里的书桌旁埋头读书，又苍白又紧张。

　　至少一个小时后，落地长窗被打开了。捷克伯·阿博拉汗莫和戴卫·利柏林已经达成了协议。按照犹太人家族的老习俗，戴卫要等托西亚七年，他要用这七年的时间来为他将来的家庭打下一个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两个男人握了握手。

　　戴维戴上他的帽子离开后，托西亚溜进厨房吃了一大片苹果夹心。

　　“你真的等了七年吗？”我问，被深深地打动了，我甚至不能想像那样的一个时间跨度。不管怎么说，那似乎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的，”妈妈说道，笑容掠过她的脸颊，“我们最后结婚的时候，我已经23岁了，那时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上职业学校了。”

　　“职业学校？”我不知道妈妈还有职业。

　　“实际上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她说，有点忧伤，“但你爸爸不想让我去工作。我们想要好多孩子，你知道，至少五个……所以我上了一所秘书学校，就是你学习用打字机打字的地方。”

　　打字，听起来是件非常讨厌的事，做演员倒是一份令人兴奋的职业。但是说到孩子，倒是让我想到，我应该有弟弟和妹妹，我一个人总是那么孤单。

　　“我想要一个妹妹！”我冲口而出。

　　妈妈拍拍我的头，静静地起了床。“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妈说过同样的话。”她叹了口气，“以后我会告诉你发生的事情的，现在我们该走了，吃点东西。”

　　我们踮着脚走出了黑暗的房间，教授有节奏的鼾声一直没断，我们来到了街道上。

　　雪下了一个晚上，一个银白色的世界在我们面前伸展开来，闪闪发光，未曾被任何人触摸过。雪白色世界的纯净与昨夜痛苦可怕经历的反差使我感到痛心。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凉爽、清新的空气冲入我的肺中，感觉非常好。

　　我们走进一家面包店，买了两块蛋糕，然后来到一个小公园，妈妈擦掉了椅子上的雪。我们放下手提箱，坐下来开始吃早餐。我们周围的每件事都是那么美妙，那么平静。我看见一群孩子在他们上学的路上，他们在打雪仗，笑着。他们戴着颜色鲜艳的帽子，背着书包，他们只比我大一点。我多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啊！在雪中奔跑，每一次被雪球打到，我都会尖声喊叫。

　　妈妈打断了我的白日梦，“快吃，”妈妈严厉地说。她正在想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哪儿，我几乎总是能猜到她的心思。

　　“回曼纽拉家，”我毫不犹豫地说。妈妈点点头，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只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我们的出现还总是给掩藏我们的人的生活带来危险，但是尽管如此，她们也有可能收留我们，至少我们应该试试。

15、“克拉科夫的圣诞节”（一）

　　我们很幸运，她们又接受了我们。在厨房里，妈妈在给克尔尼克娃夫人讲我们的夜晚和臭虫的事。我站在客厅的窗边看外面飞舞的雪花。我想起了玛丽卡·洛克，她多么想玩雪，但又不知道该怎样玩。

　　但是我突然想到我要做什么，我要做雪球。我悄悄地打开窗户，厚厚的雪落在窗沿上，像妈妈撒在麦圈上的白糖。我把手放在里面，雪又软又冷，在我温暖的手指下融化了。我舔了舔，我真的希望雪尝起来像糖一样，可它没有任何味道。我开始做小雪球，非常小的雪球，一个，两个，整个一堆。我那么忙，几乎没有注意到克尔尼克娃夫人走进了房间。

　　“你这个坏女孩！看你把地板上搞得这么糟，地上都湿了，而且都是雪，并且已经冻冰了，开着窗你会感冒的，然后你又会生病。”

　　她的话像冰雹一样打下来，我努力地想自己成为隐型人，可是不奏效。可能我已经忘记该怎么样了，当我正在想是否应该藏在沙发后面时，祖母进来了。像平时一样，穿着睡裙，肩上披了一件披巾。她看起来非常愤怒，非常奇怪，她没有对我生气，而是对克尔尼克娃夫人大发脾气。

　　“关上窗户，别大惊小怪，海伦娜！”她厉声对她的女儿说，我觉得克尔尼克娃夫人也一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隐型人，或者能够藏到沙发后面。

　　祖母继续责备着她：“这可怜的小孩都快被你吓死了！你怎么可以就因为一点点水就那么不安。罗玛一会儿就能把地板擦干了，什么事就都好了。你能省省神经我看更好，海伦娜。现在的确有比一汪水更糟的事情。”

　　说完她快步走开了，她的头扬得高高的。克尔尼克娃夫人关上窗户，不友好地咕哝着什么走开了。我从厨房里拿了一个桶和一块抹布，把水擦干净，假装自己就是灰姑娘，克尔尼克娃夫人就是那残忍的继母，这给我一种非常奇妙的优越感。

　　除此之外，我终于学会了怎么制雪球。

　　克尔尼克娃夫人、妈妈和曼纽拉烤了几天的东西，这个寓所有一种陈皮和丁香味。那些演员们给曼纽拉带来一些小包裹。泰德优司甚至给我带来一个更大的，但是他们不准我打开它，现在还不能。他们也不准我进客厅，因为树在里面。一棵真树，我看见杜德克把它拖进屋的。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这都是干什么用的，就连祖母也不告诉我。“是圣诞节。”她说，带着神秘的微笑，这时她的眼周围有很多褶皱，我喜欢她这个样子。

　　每个人都很忙碌、很兴奋，除了我。我不知道什么是圣诞节，我坐在厨房里读报纸，现在我已经能读得很好了，毕竟我已经5岁了。

　　旧世界的状态已经结束了，紧接着我们亲眼目睹的在非犹太的各民族的激烈的战争也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欧洲逐渐浮现于世了，自然，这种变化也带来了很多其他的变化，不仅是巨大的努力，也是巨大的牺牲……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又转回来了，但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不明白这些，感觉非常乏味，翻到了下一页，上面写道“克拉科夫的圣诞节”。

　　我们这个城市因教堂众多，已成为波兰宗教的首都，所有的节日都要快乐地庆祝一番，尤其是圣诞节。传统的圣诞前夕的正餐，从三种汤开始（鱼汤、葡萄干杏仁汤、甜菜加蘑菇饼汤），接着是青鱼。然后是另外三种鱼：灰色酱鲤鱼、金黄色酱梭子鱼、蛋黄酱鲈鱼，最后是蜂蜜罂粟子饼干……

　　桌子上铺好雪白的桌布，桌布下按传统来说，要放一捆草，在富裕的家庭，圣诞前夕的正餐有12道菜……

　　“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我问曼纽拉。

　　她奇怪地看着我，“你想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吗，小草莓？”她问我，“是个变化！”然后她看看我正在看的报纸，把它从我手里抢走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自尊体面的波兰人是不会读德国人的这种宣传资料的。她扫视着上面的文章。“12道菜……”她说着，带着酸楚味，“似乎人们在战争期间也是食物富足……”她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到炉子里。“我们今天晚上要吃一些非常好吃的东西，”她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确实能吃到真正的鲤鱼了，我保证你一定喜欢。”

　　我叹了口气，无论她们什么时候这样说，我确信我都不会喜欢。

　　我不得不在厨房里等着，直到我几乎不能再忍受这种悬念了。最后曼纽拉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客厅。那里有一棵发光的树！几乎够到天花板了，在它的树枝上绑了好多点燃的蜡烛。整个房间里充满了金色的烛光。我们都站在那儿，因欢喜而陶醉着，唱着有关小耶稣的美丽歌曲：小耶稣没有衣服，不得不睡在马厩里，她的妈妈不知道该去哪儿。

　　当然我们都穿着最好的衣服，甚至祖母也为这个重大的时刻下了床，穿着黑色的衣服，我几乎不敢认她了。曼纽拉头上系着可爱的蝴蝶结，妈妈穿着她带花的宽松的上衣，克尔尼克娃夫人看起来也漂亮了许多，穿着她花边领子的衣服，别着一枚胸针。我在头上系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穿着件对我来说太短了的衣服，我长得太快了。

16、“克拉科夫的圣诞节”（二）

　　这棵圣诞树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东西。它到处闪着，上面装饰着木头、玻璃、瓷器玩具；彩色的小天使、星星、天堂鸟、马，还有小雪橇。其间还挂着金色包装的糖果，还有小小的红苹果。我可以触摸这些珍贵的闪烁的东西，它使我感到像在童话里。

　　然后我们在厅堂里晚餐，真的是白色的桌布，下面有稻草，我不记得鱼的味道了，但是在圣诞节，每一样东西都很好吃，因为这个节日是那么地讲究那么地快乐。

　　首先，我打开了塔杜施的大包裹，它放在圣诞树下其他的包裹之间，里面是一本厚厚的书《神秘花园》。曼纽拉答应我每天读给我听，她送给我一本小小的天鹅绒包皮的书，当我迅速翻阅着它的时候，我失望地看到每一页都是空白，但是曼纽拉向我解释这是本日记，我可以随时在里面写上东西，我也可以让其他人写，他们的想法，一首诗，或者仅仅是他们的名字。我马上把玛丽卡·洛克的照片贴了上去。

　　妈妈给我做了一件蓝黑色的打褶裙子，穿着它，我看起来像是长大了，可以上学了，我从祖母那儿也获得了一份礼物：一个可爱的小书包，是她亲手编织的，成熟女人用的那种。

　　我想我从来没有像圣诞前夕这么快乐过。我似乎有了个家，一个真正的家。我想呆多久就呆多久，不会有人来砰砰敲门。

　　后来妈妈和克尔尼克娃夫人洗盘子去了，我和祖母站在打开的窗户前倾听圣诞前夕的静谧。我首先听到了圣玛利亚教堂的喇叭吹出的怀旧的旋律，然后克拉科夫城的钟声开始敲响，许多个黑暗与光明的钟声，痛苦与快乐的钟声，大与小的钟声。

　　一次，我们躺在床上，我问妈妈，以前她庆祝圣诞节也像这样吗。“不，”她说，“犹太人不庆祝圣诞节。我们有不同的节日。”

　　太糟了，“你至少获得过礼物吧？”我问她。

　　在黑暗中她微微笑了，“当然，”她说，“我是孩子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礼物，每过生日都会有些金制的礼物，戒指、项链、小饰针，每次我爸爸从维也纳出差回来，都会给我们带礼物。有一次，他带给我一件玻璃的压纸器，当你摇晃它的时候，小小的雪花就会轻轻地降到有一所教堂的小山村上。还有一次，他送给我一个音乐盒，那是我最喜欢的礼物。

　　“什么是音乐盒？”我问。

　　“我的那个是用打光的桃花心木做的盒子，当华尔兹音乐响起来的时候，瓷制的小玩偶就会在盖子上面转圈。”她梦似地说着。“小玩偶的穿着非常漂亮，芭蕾舞女士穿着蓝色的薄纱裙子，男士穿着黑色的套服。你可以一遍一遍地给音乐盒上紧发条，音乐就会再起，这两个小人也会再转圈……但现在你必须睡觉了，罗玛。”

　　她给我盖上被子，吻了我一下。圣诞节已经使我疲劳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想我整晚都在梦见音乐盒，而且还梦见了圣诞树，还有关于小耶稣的歌曲，他没有衣服没有家。他妈妈和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第三部分 可怕的寂静

　　1、父亲还活着

　　我站在克尔尼克家卧室里的、镶着白花边的窗帘后面，注视着一个生命飞走了，飞到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去了。现在我对墙上的每一个裂缝、每一扇天窗，直至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在很久以前，我就数遍了所有教堂的塔尖。鸽子拍打着翅膀，落在对面的屋檐上。但是我讨厌鸽子。它们的叫声使我头痛。

　　乌黑的云团笼罩着灰色的天空，整个城市渐渐黯淡下来。人们如蚂蚁般仓皇逃回家中，整条街道瞬间就变得空空荡荡。现在还不到六点，还没到戒严宵禁的时间。

　　这里的人都很清楚，如果六点后还在街上闲逛就可能会吃枪子。因此如果有人不能在六点前及时赶回家，他们就会在朋友那里待一晚，或是在陌生人家借宿一晚。塔杜施和那些演员们有一次因为排练得太晚，只好睡在客厅的地板上。那晚对我来说是一次美好的回忆，在那晚，塔杜施给我讲童话故事，一直讲到深夜。

　　宵禁过后，整个城市沉浸在可怕的寂静之中。这时，我看到在街道拐角有两个穿制服的人影在晃动。

　　正当我把视线从窗户上转回来，打算去厨房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大男孩奔跑着穿过街道。一个跑进了一户人的大门，另一个还在往前跑。这时，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看了看他的手表，拔出了枪。在教堂的钟声敲响时，枪声也响了。那个还在街道上奔跑的男孩倒下了。这两个穿制服的人随之又继续交谈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的妈妈来到我身后，“这些强盗。”她说道，接着像往常一样，按照规定，用些黑纸挡住了窗户。

　　晚上，曼纽拉为我读了那本新书———塔杜施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神秘花园》。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在封皮上有一张图，画着一个美丽的花园，花园里鲜花盛开，一个长着金黄头发的小女孩站立在中间，在她的肩头停着一只知更鸟，而那个小女孩就是我。

　　我们已经读完了两章，内容让我感到很难过、很悲伤。书中的小女孩一直都很孤独，没有一个朋友。当我听到后面院子里小孩们的叫喊声时，我总是想到书中的小女孩。虽然我们的院子里没有花园，但是那里长着一棵漂亮的树。这几天周围又移植了好多粗大的树苗。有时候，我藏到厨房的凉台上看小朋友们玩。但他们是看不到的。

　　但不幸的是这次被我妈妈看到了。于是她揪着我的领子，把我拖回厨房，关上凉台的门并上了锁。“罗玛”，她用略为严厉的语气对我说，“你不能，绝对不能让人发现你在这儿。”

　　我不得不向她保证，从现在开始不再这样做。

　　今天我们得知我父亲还活着。一个长着金色头发的年轻女人来看我们，她叫埃拉，是玛丽亚的妹妹，而玛丽亚是西蒙叔叔的妻子，爸爸的弟妹。埃拉一直藏在一个波兰建筑师朋友的家里。埃拉有波兰的身份证，而且她长得也像波兰人，一点都不像犹太人———有着一头金色的卷发和一双浅褐色的眼睛———她就是走到哪儿，也不会引起怀疑的。

　　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地址的。当埃拉突然出现在这里时，我妈妈惊讶得几乎要晕倒了。她给我们带来一个小盒子，里面有父亲的戒指。它现在又被放回到厨房的桌台上，就如同我们当初住在犹太人区时一样。在戒指上镶着颗红宝石，还刻着两个记号。现在我已经会读了，它们是两个大写字母：“B”和“L”。

　　我记得父亲曾说：“这是伯恩哈德的戒指。”我还记得当时我父亲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厚重而遥远，好像是从深井中传出来的。但是我现在记不太清楚父亲当时的样子，只是隐约记得他有一双像我一样黑色的眼睛。

　　埃拉只呆了一小会儿，她说我父亲交给她戒指时，他还在布拉祖集中营，但现在她也不知道父亲在哪里。

　　等埃拉走了以后，克尔尼克娃夫人问：“她怎么知道你们还住在我们这里呢？”她对我父亲还活着这件事看起来并不关心。

　　我妈妈因为太高兴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克尔尼克娃夫人皱眉的表情，这时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她不停地把锅、碗之类的东西摆放到橱柜里，只有这样，她才能感到这件事是真的。

　　看到我妈妈在厨房里来来回回不停地走动，并在摆放盘子和碗时弄出很大的声音，曼纽拉有些发愁地说：“我担心他是不是还在布拉祖，我听说他们正打算解散那个集中营。”

　　我妈妈没有回答，但她在放锅盖的时候又弄出很大的碰撞声。“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还活着！”她最后这么说。“这枚戒指就是活着的信号。”

　　我突然想起当初戒指转交到父亲手里时，伯恩哈德已经死了。但我没有说出来。

　　难得妈妈高兴一次。

　　随后，当她腾出时间坐在我旁边时，我问道：“能再告诉我一些关于你和爸爸的事情吗？”她往我身边挪动了一下，用手转动着那枚戒指，开始向我讲述。

　　“你也知道，你爸爸有三个兄弟，”她说道，“这枚戒指本来是伯恩哈德的，他排行老三。他的大哥叫摩西，他是罗蒙的父亲———你还记得你的堂兄罗蒙吗？在你才6个月大的时候，他还用奶瓶给你喂过奶。后来他们在犹太人区的破墙上打了一个洞，把他给偷走了，当时你佐尼尔姑妈，就是罗蒙的妈妈，已经被……我真不知道罗蒙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她叹了口气说。

　　我努力回想他的样子，但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但我还是经常能听到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跟我的很像。

2、谁能帮助我们？

　　“不去想那些了。在你爸爸家族里，剩下的依次排下来是你爸爸戴维、伯恩哈德、西蒙。我对赖伯宁家族的历史了解不多，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他们家族总是很不幸。你的曾祖父有7个女儿，每次一生女儿，他都会发狂一次：不停地抱怨、咒骂，大声地撞门、冲出去，然后再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他祈求能得到一个儿子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他在镇上是出了名的骑手。他经常参加赛马，后来成了一个军队指挥官。他们说他曾创造过一个奇迹：倾斜地骑在他的栗毛马背上，极快地飞奔，穿过克拉科夫集市广场。他的父亲和姐妹们都把他视为骄傲。在最近的一次战争中，他阵亡了。这个儿子虽然接连不断地生女儿，但是他的女儿们都很出色，都是英勇的犹太妇女。你的祖母玛丽亚就是其中一个。”我妈妈停顿了一小会儿，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我在这段时间，把刚才妈妈说过的话在脑中回想了一遍。很多事情都让我感到很困惑。为什么曾祖父每次在女儿出世的时候会发狂一次？全镇闻名的骑手是什么意思？谁接连不断地生女儿？我打算问妈妈，但是她又开始继续讲她的故事。

　　“玛丽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叫赛母·赖伯宁的年轻人。他不断地变换工作，但什么也干不好。他曾经试图做某公司的代理人，但没能成功；于是开了家餐馆。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晚上，当你的祖父从餐馆回家的时候，把一个装满当天支票的袋子放在桌子上，就回去睡觉了。你爸爸和他的兄弟们把钱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把彩色的支票折成了小船，但没过多久他们相互打起来，把对方折的小船都撕碎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时，他们已经把所有的碎片都冲到下水管道去了，所以你祖父又一次没钱了。”

　　“他们因此受到惩罚了吗？”我问道，心想那是一次多么槽糕的打架。

　　妈妈笑了。“你是了解你祖母的！没有一个犹太妈妈会允许别人打她的孩子。但你祖母肯定狠狠地批评他们了。”

　　“那祖父呢？”在某种程度上，我更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一直没什么钱，还总是不走运。

　　“嗯，不幸的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当时他才35岁。而且他死的时候，你祖母玛丽亚正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于是她站在大橱柜最上面往下跳，不想要这个孩子了，但没能成功。”

　　这又是一句我无法理解的话。但是现在妈妈看起来并不想继续讲下去。突然她又变得很难过。想到祖母当时的情景，我也感到很难过。我现在还经常想起她。有一天，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妈妈，为什么当一个人想不要孩子的时候，会从大橱柜上往下跳？

　　他们又一次把我们赶了出来。虽然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但我觉得一定和戒指有什么关系。“太危险了，”克尔尼克娃夫人边说边摇头，“有人可能已经盯上她了。我不想在这儿再看到她。”她是在说埃拉。克尔尼克娃夫人和我妈妈正在大声而平静地谈论着。这些话听起来充满抱怨。我妈妈请求她让我们留下来，但是这次即便是祖母也不能改变她赶走我们的决定。他们总是把我们赶出来，我努力不去想每一次被赶出家门的经历，但是当再次发生的时候，还是那么恐怖。

　　现在谁能帮助我们呢？妈妈正在想。她又一次想了一遍她以前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人名。有一个修道院的同班同学，还有那个波兰女佣……

　　对，这是个好主意。有一个波兰女佣特别喜欢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总是把那些平时不常穿的衣服送给她。她是不是住在这个街区附近呢？

　　我们开始去找，路上我们走得很快，从一个街区穿过另一个街区，找哪一个才是她住的街区。但我们没能找到。

　　一直找到午饭的时候，我们进了一家小面包店，买了些东西吃。店里没有别的客人。妈妈看到柜台后一个架子上有一些新鲜的葡萄干面包卷。她放下她的手提箱，这时铃响了。

　　服务生是一个憔悴的老女人，她有一头弯曲的短发，嘴角有些斜。当她从帘子后面走过来时，眼睛突然变亮了。我妈妈要了两个葡萄干面包卷，虽然她知道我不喜欢吃葡萄干面包卷。这个女人取出两个，装在纸带子里。接着她把袋子放到柜台上结账，在这过程中，她一直盯着我妈妈。突然，她大声叫了出来：“你不就是亚伯拉罕的女儿！陶菲拉，对吧？”

　　我妈妈吓得呆住了，好几秒钟都没说话。突然妈妈一手抓住我的手，一手拿起手提箱，冲出了商店———没带上面包卷。我们飞快地冲过街道，转过拐角。这时才向后看了看，没人跟着我们，于是我们大喘了一口气。“祝走运，祝走运。”妈妈嘀咕着，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她放心地叹了口气，紧皱的眉头也平缓下来。

　　但到现在我们还没吃什么东西，而且经过这一次后，妈妈很害怕，不敢再进另一家店了。在克拉科夫小镇上，每个人几乎都相互认识。

　　我们继续找，最后妈妈终于找到那条街道，找到那栋房子。“就是这儿，”她说，但听起来好像不很肯定，“她住在四层。”

　　我们顺着台阶爬上去。二层，三层……当我们到了四层的时候，妈妈发现她弄错了。门牌上的所有名字她都不熟悉。

　　正当我们打算走的时候，听到楼下的叫嚷声。

　　“AUFMACHEN”

3、被困在阁楼里

　　德国人！他们踹开了门，然后走上了楼梯。我们现在能逃到哪儿呢？

　　尽可能跑得越远越好。我们顺着楼梯往上跑。跑到最上面，有一扇大铁门一直通到楼顶的阁楼。妈妈拉了一下门把手，很幸运的是———门没锁。当沉重的脚步声沿着楼梯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迅速溜了出去，门关上了。

　　但现在我们已经被困在阁楼里了。我们听不到铁门那边的任何声音。这里很安静，但满是灰尘，只有一小束光透过倾斜的小天窗射进来。湿漉漉的衬衣挂在长长的晾衣绳上。

　　妈妈正在找个地方能躲起来。可是没地方可躲。整个阁楼空空的，除了……角落里立着的一个木桶。

　　我们蹲在木桶后面。但是木桶太小了，不能完全遮住我们的身体。妈妈惊恐万分。她不停地揪着外套，衬衣，翻出我以前常见到的那个小布兜。我问过她很多次里面装着什么，但她从没告诉过我。

　　“过来，”她低声说，从小布兜里拿出一粒胶囊递给我，“来，拿上。放好它，等我让你吃的时候，你就把它吞下去。”

　　我盯着这个胶囊。这不是一块面包，也不是什么难吃的东西。它肯定非同一般。“这是什么东西？”

　　“氰化物”，妈妈低声说，“按照我说的做。”

　　我接过胶囊，握在已经发汗的手里，它就像一团火在我手心里燃烧。

　　妈妈也握着她的胶囊。她在这黑暗的阁楼里睁大了眼睛。仔细、认真地听。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不知道门是不是会在下一分钟被德国人撞开。

　　我突然想到，没有水我怎么能吞下这颗胶囊。“但是我没有水，”我小声说。

　　妈妈回过头来。“没水也管事，”妈妈低声说道，“你只需要把它吃下去。”

　　“但是我得用水。”我哀求道。

　　“给我安静点！这儿根本没水。就照我说的做！”

　　我觉得没水我根本没法把胶囊吞进去，也不能把它吃下去，也不能做到妈妈要求的事情，这样就不能死……绝望中我开始哭泣。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妈妈也被恐惧包围着，她紧紧地抓住我，努力用她的外套捂住我的抽泣声，轻轻地拍着我的头，不停地安慰我，使我能平静下来。而她在做这些的同时，一直在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嘘……安静些……”

　　但是藏在她外衣下的心跳声，咚咚地响个不停，节奏越来越快，使我更加无法平静下来。我低声地抽泣着，直到自己没有了眼泪。我一直把这个氰化物胶囊握在手心里，现在阁楼里已经完全黑了，周围变得很安静。晾衣绳上挂着的裤子看起来像鬼魂的影子，在那里呆着不动。

　　我们整晚都躲在木桶后面，身上披着自己的外衣。

　　当阳光从外面射进来时，妈妈帮我擦干净鼻子，把胶囊又放回到小布兜里。

　　“没事了，”她疲倦地说道，“我们走吧。”

　　妈妈说因为找不到以前的那个女佣的住处，没别的办法，只好再回到克尔尼克家那里。

　　我们爬上楼梯到了克尔尼克家门口，他们家的楼板吱吱嘎嘎的声音现在听起来还是很熟悉。我很想念曼纽拉和祖母，但是我很怕他们再一次把我们赶出来。

　　当我们上到第三层，我刚要用手去按那个金黄色的门铃按钮的时候，隔壁房间的门开了。我们被吓了一跳，扭头去看，我的手也随之从门铃上放下来。一个英俊的先生正站在门口。他银色的头发梳理整齐，脸上还带着友善的微笑，脚上穿着发亮的黑皮靴，身上穿着镶着金纽扣的制服。一个德国人，我立刻意识到。一个友善的德国人？他冲着我微笑，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此时，他甚至蹲下来，向我伸出他的双臂。“小姑娘。”他高兴地叫道。接着又说了其他的一些话。虽然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但是我喜欢他，于是朝他走过去。他抱住我，把我举了起来。

　　正在这时，克尔尼克家的门开了，克尔尼克娃夫人探出头来。当她看到我被一个友善的德国人抱着的时候，她僵住了，面带恐惧地看着我妈妈，而此时我妈妈也被吓坏了。她们都没有说话。这个友善的德国人感觉到有些不对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突然，曼纽拉的一头金色卷发在克尔尼克娃夫人背后探出来。当她看到这情景时，她顿时睁大了她蓝色的眼睛，但这只是一刹那而已。曼纽拉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

　　“陶菲拉！”她大声叫道，抱住了我妈妈。“你终于来了，这太好了。快进来吧！”

　　她把我妈妈和克尔尼克娃夫人推了进来。接着她又转过头对着德国军官说，“我侄女。”她解释道，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他们说了几句，我没有听懂，但我可以感觉到现在已经再没有危险了。于是德国人把我带进他的房间里，关上了门。我们一起在他客厅的摇篮椅上坐下来。我坐在他腿上感到很舒服。他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像是刚刚刮过胡子，他是一个好人。我一点儿都不害怕，即使我知道他是个德国人。他不会伤害我的，他喜欢我。他抚摸着我的头发，微笑着跟我说话。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4、感觉真是太好了

　　这时一个女人走进屋子，他跟她说了些什么，我听到一个单词“安凯琳”。这个词听起来很好听，这可能是人名吧？

　　这个女人用波兰语问我的名字，我僵硬地说：“我叫罗玛·里戈卡，我从热舒夫来，我妈妈是女帽头饰商，我不知道父亲现在在哪儿。”我带着一份渴望和一些激动说，我几乎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因为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复述这些话，妈妈经常让我练习说这些话，以至于我在梦里还在不停地背。他们俩都笑了，接着他又说：“安凯琳，安凯琳。”并让她给了我一些饼干，上面有些褐色的东西，带着甜味。后来就把我送回去了。

　　我带着份激动和骄傲按下了克尔尼克家的门铃，他们给了我饼干，说明我干得不错。妈妈很快开了门，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拖进厨房。曼纽拉和克尔尼克娃夫人也都在那等着。于是我受到她们三个人不停地盘问。

　　“你说了些什么？你和那个德国人说了些什么？”她们站在我周围，像是一群危险的大鸟，伸着脖子，凶狠地质问我。

　　“你都说了些什么？”

　　她们把我吓坏了。我吞吞吐吐地重复着我刚才的话：“我叫罗玛·里戈卡，我从热舒夫来，我妈妈是女帽头饰商，我不知道父亲现在在哪儿。”

　　“说实话！”克尔尼克娃夫人尖声叫道，“要不然你就在墙角罚站一天。”我扭过头不看她。

　　妈妈蹲下来，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肩头，“罗玛”，她哀求地说，“罗玛，乖，你要知道我们都会因此被迫害，你真的就说了这些么？”

　　“不是！”我低声说，“我是说，是的！我说我叫赖伯宁，不，我意思是曼纽拉，还有，我从热舒夫来……”现在我完全崩溃了，开始哭喊、抽泣。

　　曼纽拉把我抱到她的腿上。“现在，来，”她哄着我说，“里戈卡，现在来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我就给你一张有很多演员的漂亮图片，然后放到你的相册里。但是你必须得说实话，你跟那个人说了什么？”

　　“我叫罗玛·波－波———”我抽噎了一下。突然我忘记了我还说了些什么。我害怕她们会惩罚我，会处置我。也许她们仅仅是让我在墙角里罚站，但也许我们马上全都得死。

　　她们全都盯着我，吓得我完全不记得我到底叫什么，到底说了什么，没说什么，我到底是谁。她们越是连翻轰炸地问我，我就越是答不出来，最后我什么也不说了。

　　“带她过来！”我突然听到大厅祖母的声音，这听起来就是命令，但是我听来却是一种援助。她们放开我，我过去坐到祖母的床上。“关上门！”祖母说，于是克尔尼克娃夫人关上了门。但是此时我发觉自己又一次被推向另一个更加焦虑的面孔。

　　我浑身不停地颤抖，两手冰凉。“别害怕，”祖母说，“就让那些鸟继续唧唧喳喳叫去吧。”

　　我不太明白她说这句话的意思，但我渐渐平静下来。和祖母呆在一起，感觉总是很好，她教我怎么打牌，我告诉她那个人给了我一块饼干。

　　过了一会儿，她叫妈妈进来。“都没事了，”她平静地说，“里戈卡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没有说错一个字。”

　　我急切地点头。不，我更希望我什么也没有做过。

　　埃拉告诉我妈妈，爸爸最小的弟弟———西蒙，现在就藏在附近。这使得我妈妈特别兴奋。

　　“我们得去看看他，”她说，“也许他知道一些关于你爸爸的情况。”

　　于是我们冒险出去见他。

　　但西蒙叔叔没有我父亲的一点儿消息。两年里，他一直藏在一个大衣橱后面的壁龛里，从来没见过任何人。他现在很瘦，脸色很苍白。我妈妈说那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一个好心肠的女人把他藏在自己的公寓里。她是一个波兰人，她的丈夫是个德国人。今天，因为她丈夫上班去了，西蒙叔叔才能在公寓里走一走，伸伸胳膊。到了晚上，在她丈夫回来之前，他不得不钻回到他自己的藏身之地。在那里面地方很小，我在里面才刚刚合适，但是对于我叔叔，则只能站立或是蹲下来。

　　“你怎么睡觉呢？”我问。

　　“站着，”他说，并冲着我微笑，“感觉很好。”

　　“那你怎么上厕所呢？”我又问道。

　　西蒙叔叔苍白的脸上突然变得有些红了，“别问了，”他小声说，“他不在的时候我去上。”

　　好心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德国军官。当我妈妈听到这儿时，她非常震惊。“上帝！要是他发现你会怎么样，西蒙？”

　　显然她已经知道答案了。我们谁都知道。没人再说话了。

　　“那他妻子会怎么样？还有他的孩子？”妈妈很害怕，我想我知道为什么。周围有个小孩是很危险的，孩子们总是可以毁坏任何东西。

　　这个女人，她有个儿子，年纪和我一般大，有一头金色的、整齐的、齐耳长的短发，并且朝一边梳着，他叫迪特。

　　西蒙没回答。这个女人说她丈夫晚上经常带着其他军官到家里来。他们总唱德国歌曲，也一起谈论他们曾经杀过的犹太人，就好像在说宰杀牲口一样。而西蒙———藏在大衣橱后面———只能静静地听着。

　　“但目前都还很顺利，”那个女人说，“也许他和我们呆在一起比其他地方更安全一些———只要小男孩不向他父亲讲什么……”

　　她有些担心地看着迪特，但小男孩摇摇头，整了整头发。“相信我，妈妈。”他压着声音说。我断定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可以信任他。

　　迪特的声音特别好听。我生平第一次被允许和别的孩子一起玩。除了那次和斯蒂芬森，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迪特带着我观看了整个公寓，他总是穿着短皮裤和一双白色的短袜，粉色的大腿和膝盖露在外面，“德国小孩都不怕冷，”妈妈说，“也不容易感冒！”然后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迪特收集了大小各异的木船，有的船可以容纳下我们，放在水中乘坐。当大人们在客厅谈话的时候，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我们还一起玩球。感觉真是太好了。

　　一天我们正在玩捉迷藏，我在他父母的床下找到了他，“我爱你，”他突然说，“等我长大了，我就娶你。”

　　我点头答应了，然后我们在橱柜里偷偷地接吻。

5、我偷了东西

　　不幸的是，我们的结婚计划没有实现，紧接着的一次会面成为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这完全是因为我的错。

　　我偷了东西。

　　当时我们正玩得很开心，迪特跑出去藏了起来，我在卧室里努力找他。他妈妈化妆柜里有一条小裙子，像曼纽拉的那条，只是这条是浅蓝色的。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金首饰。我拿出其中一个，它闪着金光，非常炫目。突然我想起妈妈的生日快到了，我敢肯定如果送给她这个戒指，她一定会很开心的。以前妈妈曾告诉过我，犹太人总是会在生日的时候，习惯于彼此相互赠送金首饰等东西。所以我把这个戒指放在我裤兜里，过了一会儿，我在厨房柴堆后面找到了迪特。后来我就把这件事全忘了。

　　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回到克尔尼克家，我想起了那个戒指。我拿出曼纽拉给我的一张可爱的银色锡箔纸片，也是我最宝贵的珍藏品之一。有一个单词‘巧克力’印在上面。我经常拿起来闻一闻，可以感受到一股短暂而神秘的巧克力味道。现在我最后一次用力地嗅它的气味。然后用它把送给妈妈的戒指包裹住，藏在床下猎枪后面的一个珍贵的小包裹里。

　　妈妈生日那天早晨，我醒得很早，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给别人赠送礼物。我内心越来越激动，但是妈妈一直没醒。最后，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妈妈，妈妈，妈妈！”我小声叫，“生日快乐，妈妈。看，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妈妈笑了，她起来坐在床边，拿起银色小包裹，打开它。戒指滑落到地上，掉在她的脚边。她顿时变得像个雕塑一样，僵住了，脸色变得像白色的大理石，显得非常非常的生气。

　　“你从哪儿拿的这个？”她一边儿捡，一边冰冷地问道。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我回答道，但马上就意识到我一定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专门给你的生日礼物……”

　　像雕塑一样呆住的妈妈突然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夹杂着呻吟和难以表述的悲泣。“罗玛，”她说，“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偷来的？”

　　偷的？我只是拿出来。毕竟她———那个女人有那么多的首饰。“我只是想……”我结结巴巴地说，感到脸上在灼烧。

　　我把在迪特父母卧室的化妆柜里拿戒指这件事，一点点地告诉了妈妈。

　　她万分惊恐，用手捂住自己的嘴。

　　“哦，不！这个戒指是迪特妈妈的。你就没想过这对于你叔叔，对于我们大家意味着什么吗？现在她会把他赶出房子，那么他只有死路一条。”

　　虽然我非常清楚我们每走一步，每做一件事都可能没命，但是我从没想过把戒指藏在裤兜里会危及性命。现在我意识到我做任何事都可能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我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可能没命，也就是说任何事都会以死作为惩罚。即使是最小的过错也使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我做任何事都会受到严厉地责备。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坏孩子。

　　如果没有我，对大家都会好一些。

　　妈妈立刻把我带到迪特家，我不得不向那个好心肠女人求得其原谅，然后把戒指还给她。我觉得特别丢脸，希望找个地缝钻进去，然而她只是笑了笑，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颊。

　　“没事，”她说，“小孩都这样。去和迪特玩去吧。”

　　但是今天和迪特玩得一点都不好。我们吵架了，因为他不想再娶我了。“我不想娶一个小偷。”他说，于是我开始哭。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之间结束了。西蒙叔叔今天也很沉默，他可能对我的行为非常生气。我们相互告别后，他就爬进大衣橱后面的洞里去了。

　　好心肠的女人洗茶杯去了，这样她丈夫回来就不会发现什么。

　　“她无心的。”当我妈妈穿外衣的时候，她说。

　　“太谢谢你了。”妈妈一脸歉意地说。

　　迪特和我握手告别，但他一直盯着他的脚，没看我一眼，“再见。”他低低地说。

　　我们再也没见过面。我们再也没去拜访过西蒙叔叔。当一切都结束以后，西蒙叔叔离开了大衣橱后面的藏身地。在战争结束前不久，迪特和他的父母回德国去了。

　　我经常想起迪特。他现在怎么样了呢？

6、孤独的感觉

　　孤独的感觉是痛苦的。春天已经来了，但地上的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地面显得很脏。雪在温和的阳光照射下慢慢地融化了。街道上留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坑。我站在窗户的旁边，看着街道上的小朋友们。他们有的在水坑边跳进跳出，有的在玩捉迷藏，他们都在开心地玩耍。我特别想和他们一起玩。看着他们玩，我觉得手脚直痒痒。

　　我要去和他们一起玩。

　　妈妈、克尔尼克娃夫人和曼纽拉都在厨房。我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走到房子大门前。轻轻地扭动金黄色的大门把手，偷偷地遛进楼梯。

　　这里很安静，空荡荡的，有点冷。我害怕了。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但这时我听到外面街道上小朋友们的笑声。

　　我一定要去！

　　一咬牙，我走下楼梯。我的手顺着油漆过的楼梯扶手一路滑下来。

　　一阶楼梯、两阶楼梯……我很快就下到了一层。

　　突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接着有人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拽上楼梯，拖进屋子里。

　　她是飞快地跑下楼的，这样才抓到我。这时她显得很生气。“罗玛！”妈妈喘息着说，“你怎么敢这样做？你这样做会使我们都有生命危险！”

　　我抬起头。“我知道，但是我真的太想出去玩了。”

　　她们把头埋在一起商量。可能在想怎么做才能让我呆在房子里。但后来我隐约听到曼纽拉提到了花园。她是说我们曾在书中读到的那个花园吗？书中的那个小女孩发现了一个神秘花园。这个花园藏在一个又高又厚的围墙后面。但是她找到了围墙的一个小门的钥匙。于是，她可以一直在花园里玩耍、播种花草，完全沉浸在花棚里。春天来了，万物苏醒了……

　　“罗玛，”妈妈轻轻地摇晃我。是德国人又来了吗？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外面还是一片寂静和漆黑。我想继续睡觉，所以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醒醒，罗玛，”妈妈低声叫道，然后把被子掀开了。“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一个惊喜？我立刻完全清醒了，很快套上衣服。

　　“多穿点，”妈妈叮嘱说。她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准备出去。妈妈打算干什么去呢？克尔尼克家又要赶我们出去吗？

　　她把食指放在唇边：“嘘”。我老实地点点头。所有人，包括祖母、曼纽拉、杜德克和克尔尼克娃夫人都还在睡觉，只有妈妈和我醒着。我们偷偷溜下了楼。我特别兴奋。这会是什么惊喜呢？

　　一辆四轮马车停在门口，就像童话里的一样。我们很快坐上去，没人发现我们。我们要去哪儿？

　　以前我从来没有坐过四轮马车，但是我经常能见到。在克拉科夫，街上来来往往有很多出租马车。当人们有很紧急的事的时候，会雇佣一辆马车。我们现在很紧急吗？马车在晃动中卡嗒卡嗒地往前走。就像辗过鹅卵石一样。我紧紧地抓住皮帷帘，凝视着黑色篷盖的一个裂缝，听着马蹄卡嗒卡嗒的声音———几乎快要破裂。妈妈一直没说话，只是带着神秘的微笑。

　　最后，我们到了。我们爬出了马车，妈妈允许我抚摸这匹棕色马柔软的鼻子。它的鼻子摸起来感觉很好，在这个寒冷冬天的早晨，它的呼吸潮湿而温暖。但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它呆在一起，因为有一个人已经在等着我们了。他身上穿着制服，但样式和德国人的完全不同，腰上还挂着好大串钥匙。

　　他向我们招手，示意让我们跟着他。路上的碎石在我们脚下嘎嘎作响。那个人把铁门打开，我们从那里穿了过去。

　　我猛然间发现，我们正站在一个神秘的花园中间。

　　我太惊讶了，几乎忘记了呼吸。我瞪大了眼睛注视着我们周围这个魔幻般的世界，银白的冰霜落在一排排笔直的树木上闪闪发光，这些树都被整齐地修剪成方方正正的、木盒子的形状，还有高大、黝黑的松柏，以及那些环绕在青翠的草坪周围的花棚，花棚里雪莲花和藏红花冲破黑黝黝的土壤含苞开放，艳丽而夺目，另外还有一个带着喷泉的小池塘。

　　于是我开始奔跑。我想蹦起来、跳起来、舞动起来，但是我的腿好沉，好僵硬。我多么想踮起脚尖，触碰花棚里美丽的花，感觉池塘里冰凉的水，捡起路上白色小鹅卵石。我跪在池塘的河水边，数着池塘深处硕大的金鱼，有红的，有白的。我爱这里每一朵雪莲花、每一朵藏红花、每一棵大树。在这神秘花园魔幻般的世界里，忘记了一切，玩得快要透不过气了。直到听到妈妈的召唤，才把我拉回到现实的世界里来。

　　她一直在长凳上坐着，等着。“我们现在该回去了。”她一边说，一边把我拉到她跟前。

　　我搂住她。“太美了！以后我还能来玩么？”

　　妈妈点点头，笑了。她很高兴，因为她的努力起作用了，而且看到我是那么快乐。那个拿着一大串叮叮当当钥匙的人催着让我们出去，接着锁上了门。妈妈拿了些钱递给他。回家的路上，坐在马车里，我没有说一句话，但内心充满了欢乐。当我们一回到克尔尼克家的时候，我内心的兴奋一下子都奔涌出来，我向曼纽拉和祖母仔细地描述妈妈带我发现的那个神秘花园。

　　“带她去植物园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曼纽拉低声地和妈妈说，“陶菲拉，你认识那儿的人真是件好事。我想这次出游重新给里戈卡带来了活力。快看，她的脸颊又变得红润了。”

7、妈妈过去的故事

　　“再给我讲讲你们以前的事情吧。”我向妈妈应求着说。今天真是太无聊了。厚厚的云层透不出一点阳光。更糟糕的是，即使现在已经到春天了，天空还下着雪。

　　“四月的天气。”克尔尼克娃夫人沉闷地说着，好像是在提醒自己出门的时候带上雨伞。

　　此时，妈妈和我正坐在杜德克的房间里。我们在这里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而与此同时，克尔尼克娃夫人———她是个老师———在厨房教她的学生。曼纽拉和她的朋友们正在起居室里彩排，这里感觉很舒服。杜德克时不时地会过来拜访，我们在一起很高兴。妈妈坐在床上，做针线活，就像很多年前祖母所做的。后来，她把东西放到一边，招呼我过去坐在她身边。每当她给我讲他们以前的事的时候，总觉得她像是在做祷告一样。妈妈讲了一些关于婚宴的事情。

　　经过七年，托西娅和戴维最终在双方家长的同意下结婚了。那是1934年冬至的一个晚上。当时戴卫26岁，托西娅23岁，这时他们的感情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浓烈。在克拉科夫的古式教堂里，举行完结婚典礼后，雅各布·亚伯拉罕和安娜邀请了他们所有的朋友和亲戚，在家中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在那些日子里，厨房里一直都在不停地烧、烤、烘、烙，整栋房子都飘着肉桂香和巧克力奶油香，还弥散着烤干鹅和葡萄酒的味道。所有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精致的美食。

　　托西娅兴奋极了，整个晚上什么也没吃，然而客人和她的妹妹们面对这丰盛的晚餐，美美地大吃了一顿。萨宾在那晚表现得特别活泼，当托西娅问她以即将成为亚伯拉罕家族中未出嫁女儿的大姐高不高兴时，萨宾小声地说，她也就要离开这里了。她又恋爱了，但这一次，她向姐姐保证，她真的是很认真。托西娅笑了，因为萨宾每次都会这么说。

　　亚伯拉罕·安娜为了成功举办这次婚宴而在不停地忙碌着，没有把自己的感情表露出来，她是一个称职的女主人。只有一次，当她在配膳室清点蛋糕数目的时候，一滴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对于她来说，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大女儿出嫁是多么舍不得，尤其是她认为戴维不是门当户对人家的孩子。但是她已经学会了认命，所以她只是深深地叹息，用镶着花边的手绢擦掉眼泪，告诉厨房的伙计开始准备餐后甜点。

　　戴维送给他的妻子一间乡村夏日休闲小屋，作为结婚礼物。这间小屋坐落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克里尼卡。他把它取名为“威拉·托西娅”。 这对年轻的夫妇婚后搬到了克拉科夫最好的街区，住进了一套漂亮的大公寓里。在这套漂亮的公寓里，他们吃饭时用极精美的瓷碟子，喝酒用带花纹的玻璃高脚杯，卧室的墙上挂着从亚伯拉罕祖父收藏品那里得来的波兰著名演员们的油画。托西娅和戴维那时非常地开心。他们年轻、健康、彼此深爱着对方。这一对漂亮的夫妇有足够的储蓄，使他们过着所希望的幸福、快乐的生活。

　　戴维给自己买了车，给托西娅买了她喜欢的香水和漂亮衣服。他们晚上会去跳查尔斯顿舞，一直跳到深夜，冬天会去冰场滑冰，夏天会到海边游泳。戴维喜欢运动。他是个狂热的水球和乒乓球爱好者，还是犹太人足球俱乐部的裁判员。他溜冰的技术已经接近世界级水平。他多情、大胆、霸道还爱吃醋，他给托西娅买了大量的珠宝首饰，给她写热情洋溢的情诗，诗中狂热地赞美她那双美丽的棕绿色眼睛。但是他不允许她出去工作。有一次，她做一项兼职文秘工作，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她被解雇，最后他成功了。

　　因此托西娅只能专心呆在家里，做一个被宠着的年轻太太。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托西娅呆在一起，戴维每天都回家吃午饭。有一天，他看见他的太太站在屋子前和一个陌生男人说话，他没说一句话就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接着爬上了楼。回到家后，他打开了一扇窗户，用桌布裹住瓷碟子、银餐具和牛肉烤片，一起扔到了街上。后来，他问她是在和谁说话，她说她没有做过任何不该做的事，于是他对刚才自己做过的事很后悔。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下次类似情况发生时，再做出相同的事情来。

　　戴维和托西娅一开始并没有打算马上要孩子。他们一是想要先享受一下两人世界，二是考虑到经济条件，等再过几年，家里的条件可能会更好，到那时再生也不迟。但是他们如果要生，希望至少生五个。

　　这时，妈妈停下来，说自己嗓子说得快哑了。但是我知道她突然停下来是因为回忆这些过去的故事使她感到很难过。可是我还是很想听到关于他们的更多的故事。我尤其想知道他们兄弟姐妹的事情。

8、直到现在，我们都很幸运

　　那晚，又进行了一次例行检查。

　　三个穿制服的人，在我们马上要睡觉的时候，冲进我们的公寓。这时，我已经换上了睡衣。

　　肯卡特……快点儿，快点儿!

　　他们站在大厅里，检查文件。看起来像是什么东西有问题，当他们向克尔尼克娃夫人说了以后，克尔尼克娃夫人的脸立刻没了血色。妈妈也开始发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使劲地握着。

　　突然，祖母穿着睡衣，从她屋子里出来了。她同时还在整理着她蓬乱的头发。她看起来像是一只威猛的老母狮子，准备扑向别人。

　　祖母一边指着他们沾满脏雪的靴子，一边不停地向那些士兵们怒吼。雪从靴子上滴滴答答流下来，地板上被踩出脏兮兮的一道。

　　“你们深夜闯入一等良民的家中，难道至少不应该擦干净自己的靴子吗？”她大声吼道，“看看这些脏泥！一会儿，我可怜的女儿不得不花几个小时跪在地板上用手去擦！难道你们家里就没有教过你什么叫礼貌吗？！”

　　这几个德国士兵看着自己的脚，非常尴尬。他们就像是小学生考试不及格，正在被老师训斥。其中有一个士兵，正在用自己的手绢努力地把靴子擦干净。

　　“那根本没用！”祖母说，“你们必须得用一块抹布和一桶水才行。”

　　祖母向曼纽拉使了个眼色，曼纽拉立刻去给他们取水桶。

　　“不用了，”刚才用手绢擦鞋的士兵结结巴巴地说，他用胳膊肘碰了一下他的同伙，“嗯，我们就要走了……”

　　于是，没过一会儿，他们就离开了。

　　只剩下地板上一大块污泥。

　　当她们想强迫我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会帮我。今天的饭是菠菜，因为她们觉得我脸色苍白。我坐在餐桌旁，在我面前，摆着一碗菠菜玉米粥，闻起来就像叶子腐烂的味道，我很清楚我根本吃不下。她们坐在我旁边，全都盯着我。她们轮流向我劝说，首先是妈妈，然后是克尔尼克娃夫人，接着是曼纽拉。

　　“快吃吧！想想我是排了多久的队才给你买到的！”

　　“你知道用四张饭票养活六个人意味着什么吗？”

　　“要是你饿死了，你怎么去实现你的明星梦啊？”

　　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盯着盘子。这次我又打算坐一个晚上。她们越是不停地唠叨，我就越是不想吃饭。口中含着满嘴的菠菜，但我就是不想咽下去。

　　“让孩子自己来，她又不是不知道饿。”祖母的声音从她屋子里传出来。她是惟一能让我吃饭的人，因为她从来不强迫我。她明白小孩儿都不爱吃肝和菠菜。“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不爱吃这个。”她小声地跟我说。但是，有三个人不停地唠叨，使得她也没办法一直护着我。

　　最终，她们让我自己来。于是，我坐在那儿，一会儿想像着神秘花园花园和玛丽亚·罗卡，一会儿又幻想着我和迪特结婚以后会如何如何。我常常会坐在餐桌边，含着满嘴的食物就睡着了。

　　春天到了，院中的树木长出了很多嫩叶。空气很清新———充满了鲜花、泥土和阳光的气息；鸟儿在空中欢快地叫着。有时，四轮出租马车会停在我们门外，带我们去植物园。除了圣诞节和排练期，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是我当时生命里最美好的时刻。在这神秘花园里，时间静止了，没有德国人，没有恐惧，做什么也不会受到责备。在那里，只有我，还有对着我低声耳语的魔法树，还有从黑土地中穿出来的、像是天然珍珠般的鲜艳花朵，还有深池中安静的金鱼，有红的，有白的。我甚至还看见过一只知更鸟。它像极了《神秘花园》封面上的那只知更鸟。我有点害怕它，因为我天生就害怕所有的鸟类和小动物。

　　我坐在花园里一个阴凉的角落，用树枝搭建了一些小桥、小茅屋和小花园。我一边搭建，一边自己给自己讲着故事。

　　这也许与阳光有关，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妈妈变得更喜欢带我出来。有时候，我们悄悄地去拜访埃拉，是她把父亲的戒指给我们送回来。埃拉总是很乐观，她笑的时候，墙都跟着一起晃动。

　　她和未婚夫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她的未婚夫———马瑞恩———是一个波兰工程师，总是穿着长皮衣和靴子，看起来像个德国人。起初，我很怕他，但是后来，我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他和埃拉没有孩子，但他们有一只很大的斑点狗。它叫卡西米尔，是纯种丹麦大狗。虽然我天生很害怕小动物，但是我立刻就喜欢上它了。

　　后来，妈妈渐渐地发觉，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于是非常珍惜这份友情。当我们一进埃拉的家，妈妈就随她进了起居室。她们坐在沙发上聊天，经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她们一边儿聊天，一边用绿色的小玻璃杯喝着伏特加酒。以前我从未见过妈妈喝酒，但是每次和埃拉呆在一起就会去喝，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她们一会儿大笑一声，一会儿又聊着一些其他的笑话，大部分都是关于男人、女人或是爱情的。我对她们的谈话一知半解，但是妈妈和埃拉最后总是笑得滚在地上。当埃拉的未婚夫回来后，也要喝上几杯，而且他会比她们笑得更大声。他总是唱着：“你的女儿，你的女儿，有一个甜甜的小酒窝……”（波兰语）

　　卡西米尔和我都觉得这些很傻。我们俩都很清醒，无法理解这些像孩子一样的大人。卡西米尔蜷缩起来就像个椒盐卷饼，而我就躺在它的腿中间空出来的地方。它的鼾声让我觉得很舒服。如果没有它，我会一分钟也受不了她们喋喋不休的谈话，还有那时不时的大笑声。

　　拜访结束后，我们不得不匆忙往家赶，以免宵禁前赶不回去，而且我还得时时刻刻注意着妈妈，她有时上台阶会摇摇晃晃，有时又会大声唱歌，我很担心这样会招来别人的注意。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都很幸运。

9、事情真的发生了

　　夏天已经来了。外面天气很热，凉台的门半掩着。树上开满了很多白色的小花，看起来就像圣诞树上悬挂着的蜡烛一样。小朋友们都在下面院子里玩耍。我听见他们的笑声和呼喊声，我又蠢蠢欲动了。

　　我在一张纸上画了很多幅图画。有一幅是我近来没事的时候画得最好的一幅，是在我很难过的时候画的。我画了卡西米尔、玛丽亚·罗卡、塔杜施、神秘花园的花朵还有我祖父的房子。

　　“请给我讲讲你的兄弟姐妹的事吧？”我请求妈妈。

　　“你想听哪个？雅各布？萨宾？艾琳？”

　　每次妈妈提到艾琳的时候都很伤心。我马上说：“萨宾。”

　　妈妈坐在我旁边。“那时候，我还没有你现在这么大。”她带着微笑对我说，于是她开始讲萨宾的故事。

　　当娜娜告诉托西娅她将会有一个小妹妹的时候，她当时只有两岁。娜娜就是她的保姆。她的胸很柔软，总是系着一个白围裙，喜欢唱波兰歌曲，唱得很好听。托西娅非常喜欢她。那时候，亚伯拉罕家的孩子都是让保姆看管的，孩子们很少能见到父母。托西娅得知将有一个妹妹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住在这么一个大房子里，她总觉得很孤独。她不停问她的保姆：“我的小妹妹什么时候出生啊？”因为她问的次数太多了，快要把娜娜烦死了，于是有一天，娜娜说：“看，托西娅，宝宝来了！”她指着床上的小包裹。托西娅开心得要命。她小心地举起包裹，抱在怀里。接着她看看里面，根本没有小妹妹，只有她的旧娃娃，那是娜娜放进去的。周围的人都笑了，除了托西娅，她看起来很失望，也很生气。娜娜又这么捉弄了她几次，托西娅更加生气了。

　　一天，又一个小包裹放在那个床上，每个人都带着神秘的表情，冲着托西娅微笑，并告诉她，她的小妹妹最终来了，真的来了。但是托西娅再也不相信了。他们骗了她太多次了，每次都取笑她。“我不相信！”她拼命地叫喊。盛怒之下，她抓起包裹，把它扔到了地上。

　　这时，屋子里死一般地静寂。接着，那个包裹开始大声哭泣，亚伯拉罕·安娜猛冲过去，把它捡起来。她心疼极了，几乎说不出话来。幸运的是，这个宝宝没事。

　　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萨宾，而托西娅，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特别羞愧，因此她施予这个妹妹更多的特别疼爱。所以，虽然这两姐妹性格完全不同，但她们也总是形影不离。与安静、内向的姐姐相比，萨宾显得活泼、直率而倔强。她总是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做。

　　妈妈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就像你一样。”她说，“你很像你萨宾姨妈。你知道么？你和她是同一天生日！”

　　我摇摇头，不，我不知道这个。“快到我生日了吗？”我问。我想要个玩具娃娃作为我的生日礼物。要是我有一个娃娃，我会叫它杰斯克，和曼纽拉的娃娃一样。

　　“还要再过几个月，”妈妈说，“就快到了。你就要六岁了。”

　　在夏日的一个下雨的日子里，我又一次和妈妈出门。这次是去看看原来的那个小镇。妈妈的手又冷又湿，我紧紧地拉住它，但这样并不能使我感到安全。冰冷的感觉立刻传遍我全身。

　　出行总是很危险的。外面的阴冷的风雨不断地吹打在我身上，这时，看到人们在集市广场上排队买东西吃。我们也许并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只是一个高个子、金色头发的女人手里牵着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女孩。没人会让别人注意，除了那些穿制服的人。他们或是在街上闲逛，或是站在街边角落监视着周围。如果他们发现我有双黑色的眼睛，会怎么样呢？一路上，我总是低着头。我能感觉到什么时候他们的眼睛会盯着我和妈妈，即使他们正背对着我们。这时，我努力让他们看不到自己。他们没有人过来查问我们，但是我还有点想看看这事突然发生时会怎么样。每次只要我们碰到任何穿制服的人，我的心就怦怦直跳，我觉得他们肯定能听到。

　　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正沿着卡麦里卡街道走，曼纽拉家门前那条街就是从这条长街分岔出来的。这时，一个人向我们走过来。他穿着沙地迷彩色的雨衣，帽子被拉下来遮住了脸。开始他只是看着脚下的人行横道，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抬起了头，直接看到妈妈的脸。他的眼睛闪了一下，好像认出了什么。我的心一沉，完了，全完了，我们被发现了。

　　但是，那个人却继续赶路了。妈妈也就停了一下，也继续赶路。她拉着我的手走到街边，进了我们公寓的前厅，上了楼梯，进了曼纽拉的公寓。“那人是谁啊？”我心有余悸地问，“他为什么不抓我们呢？”

　　妈妈咬住嘴唇，没有回答。她不想告诉我。

　　这以后，我们又接连好几次遇到那个人。到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他是不会抓我们的，但我仍能感觉到在他周围还是有危险。这使我脑子变得混乱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我们一伙的，还是他们那边儿的？不管怎么样，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了。我希望地上突然出现个裂缝，把他埋进去，或者用别的什么办法。但是此刻，他又出现了，身上穿着浅色的外套，沿着马路往前走。突然他在卡迈尔教堂前停下来。而最近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去周日集会。妈妈没有匆匆穿过，而是也在教堂前停了下来。我想把她拉走，但是她站在那儿不动。难道她不知道这是多么危险的行为吗？我拽了拽她的大衣，但是她没感觉。在一个上帝雕塑前，她低下头鞠躬，假装在祷告。实际上，她和那个满脸凶相的人在说话。她甚至偷偷地给那个人钱。让我安心的是她很快就拉着我赶路了。

　　后来，我们只再次见过那个人一次。当时，我在卡麦里卡街尽头的一群人中间看到他。一个穿着制服的和另一个穿着长皮大衣的人正抓着他，把他拖进旁边公寓的前厅里。妈妈僵住了。接着她拉着我跑到街边，我感觉到她身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如巨浪般向我涌来。过了一会儿，她又拉着我走上了街道，继续往前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穿制服的人和穿长皮大衣的人正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当他们经过我们的时候，我感到周围空气都凝结住了。穿皮衣的人碰到我胳膊，和另一个人说：“一个犹太小孩。”他说得很肯定。

　　我们走过了几栋公寓。这时，我看到一个穿着沙滩迷彩外套人的脚。他正躺在一栋公寓前厅的脏地板上，裤子被脱下来了。他死了，大地真的把他淹埋了，我觉得很内疚。妈妈把我抓得更紧了。她加快了脚步，眼泪顺着脸角流下来。

　　我们一回到公寓，我又一次问她：“那个人是谁啊，妈妈？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她用自己围裙擦干了眼泪，开始削土豆皮。

　　“他是利奥，”妈妈平静地说，“他是我弟弟———雅各布最好的朋友。”

　　之后，我们都不说话了。

10、感谢及时的生病

　　多年以后，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利奥当时很可能躲藏在我们公寓附近。一定是有人为了钱把他出卖了。在那些天里，神秘花园警察在短时间处理掉了很多怀疑分子：那些人脱了他们的裤子，检查他们是否受过割礼。如果是，就立刻枪毙。

　　这些天，整个城市都被笼罩在潮湿、闷热的空气中，衣服总是粘贴在身上。

　　克尔尼克家又一次把我们赶出了家，因为现在又开始进行夜间突击检查。这次我们真的是无家可归了。“我们去华沙吧，”妈妈突然说道，仿佛是刚刚下了很大的决心，“在那儿没人认识我们，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地方安身的。”

　　我提着手提箱，跟在妈妈后面进了火车站。我现在很难过。我还能再见到曼纽拉、祖母和我的那些演员朋友吗？华沙离这很远，这点我很清楚。

　　火车站里很吵，挤满了背着行李、匆忙赶车的人。我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响。在这人群拥挤的地方，没人注意我们。我们正在寻找正确队伍的时候，巨大的黑车头带动着火车，已经进站了。车头喷出白色的蒸汽，还发出轰鸣的尖叫声。我盯着这只怪物，心里充满了恐惧。

　　“在火车开出前，我们还有几分钟。”妈妈说，接着她强打着精神向火车走过去。但是她突然停了下来。

　　“我觉得有点头晕。”妈妈含糊地说。她脸色发白，额头上冒出细汗。我被她这个样子吓坏了。

　　我扶着她在长凳上坐下。她浑身无力，斜斜地靠在凳上，看起来像是快不行了，整个虚脱下来，双眼也闭住了。

　　为了不让人们注意到妈妈，我站在她前面，像个医生一样拿起她的手把脉。她的手是冰凉的，但是这次不是因为恐惧。妈妈病了，我该怎么做呢？我明白我不能向任何人求助，否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怎么了？”一个带着帽子的胖女人问道。她刚巧坐到我们的长凳上，她那只小狗不停地汪汪乱叫。

　　“不，不用，”我马上回答说，于是我在妈妈和胖女人中间坐下来，“我们很好，我妈妈只是有点累了。”

　　“她看起来好像病了，”胖女人说，面带疑惑地看着妈妈，“应该去找个医生。”

　　“不用了。”我马上说，当我扶着妈妈站起来的时候，暗暗地用肘子推着她。“我们本来就是打算去看医生，是吧，妈妈？”

　　妈妈睁开眼睛，虚弱地点点头。“对，对。”她喃喃地说。

　　我扶着她的胳膊，把她从长凳上拉了起来。

　　“再见。”我对那个胖女人说。她好像更不相信了。她的小狗还在不停的叫……

　　我知道当我扶着妈妈走向车站出口的时候，那个胖女人一直在盯着我们。妈妈摇摇晃晃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我搀扶下走着。我们被淹没在人群中，当确定没有人跟着我们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最后，我们回到了街上。

　　妈妈前后不停地晃动，眼看就要摔倒了！我得快点。

　　我搀扶着妈妈，每走一步都很艰辛。一只手搀着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提着手提箱，生怕有人跟踪我们。有人注意我们了吗？我们将会被抓住吗？妈妈将会倒下吗？我能及时地把妈妈送回去吗？

　　这条路好像没有了尽头，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到了。我们现在正站在曼纽拉家的公寓门口。妈妈不愿意进去。“但是她们把我们赶出来了。”她说。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对于妈妈来说是多么羞辱的一件事。但我也知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从来都不能选择。

　　“我们必须进去，妈妈。你病了，他们应该帮助我们。”

　　过了一会儿，她屈服了。她的自尊如同被狂风吹过的茅草屋一样，瞬间倒塌了。她不再抗拒我扶她上楼。我摁响了门铃。

　　克尔尼克娃夫人打开了门。“波济欧姆卡！”她惊讶地喊出来。接着她看到了妈妈。“陶菲拉，谢天谢地……”她用胳膊搀扶着妈妈，扶着我们进了屋。

　　“陶菲拉，你应该感谢自己及时生病，要是你到了华沙，恐怕现在已经死掉了。”杜德克一边说，一边把一桶煤倒进炉子里。“嗯，看看这个。”

　　他把一份报纸顺着桌子传过来，给了妈妈。这是一份神秘花园发行的报纸，名为“波兰的战争”。

　　今天妈妈看起来气色好多了，我也放心了一些。昨天晚上，妈妈睡了好久。现在她看着报纸的大标题。

　　“德国公决日即将到来。他们将要站在国家公审法庭面前，对着自己的良心……”她读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她问杜德克。

　　“华沙已经起义了！”他解释道，眼睛闪着亮光。“到处都在打仗！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公寓。很多人都死了，包括女人和孩子……德国人把他们活活烧死了———”他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暗自伤感。

　　“这些强盗，”妈妈说，眼中充满了恐惧，“这些强盗！”

11、离开那里，我的童年就结束了

　　埃拉突然冒出个想法。“听我说，陶菲拉，”一天她手里拿着一杯伏特加说，“和我们一起住怎么样？具体事情交给马瑞恩，他会办理租房和其他所有手续，你们俩只要和我们一起搬过去就行了。以后不会都像这样———不断地被克尔尼克娃从家里赶出来，毕竟，你们已经在她们那儿呆了一年半了。但是你们也不能再这样不断被刺激下去。你认为怎么样呢？”

　　妈妈一口吞下手里的酒，点点头。“你真是太好了，埃拉，”她说，“但是这样会使你和你的未婚夫更加危险。”

　　“你们可以挺过去的，就像我姐姐！”埃拉说，“我们都会挺过去的，战争就要结束了，要不然只能怪我们运气不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幸运———不是吗？我们毕竟都活着！而且检查最近也松弛了一些。很多德国人已经离开或是调离了，他们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在前线，有几场重要的战役他们输了。这样你就再也不用麻烦克尔尼克家了，这你我都明白。”

　　埃拉是对的，我们真的不能再呆在克尔尼克家了，妈妈点头答应了，于是她们碰了碰绿色的玻璃杯。

　　现在她们又开始狂饮了。小狗卡西米尔和我彼此相互无奈地对视了一下。于是我们跑到厨房，坐在餐桌旁的地板上。我告诉它我就要过生日了，我希望能有个玩具娃娃作为礼物。卡西米尔是个很好的听众。几个星期后，我们并没有仔细地打理行李就离开了克尔尼克家，和卡西米尔、埃拉及她的未婚夫一起搬进了一个两居室的小公寓。当我们提着我们的行李箱站在前厅的时候，你会发现克尔尼克娃夫人脸上有一种解脱的表情。杜德克，也没多说什么，但他一定很高兴又可以搬进他那个床下放有武器的屋子。只有奶奶和我相拥了很长时间，“早点回来看我，小不点儿。”她边说边把围巾搭在自己瘦弱的肩上。我知道她会想我的。曼纽拉坐立不安地在前厅徘徊，而后轻轻地吻了我一下。“再见，波济欧姆卡！”她说，然后转身回到起居室，和她的朋友们排练新的剧本去了。

　　生活对于曼纽拉来说很简单。

　　我在克尔尼克家度过了我整个童年，总是小心翼翼———所以形成今天我这种性格。那里有玩具娃娃、剧本、书籍、音乐、蜡笔和纸片，这看起来就像在家一样，但是所有的都不属于我。这是一个借来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个借来的祖母，过着借来的生活，度过了借来的童年。离开那里，我的童年就结束了，这些是无法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或者是战后艰苦的岁月来补偿的。我六岁的生日没能得到一个玩具娃娃———因为在当时那种日子里，根本买不起玩具。那时我六岁，但是已经长大了。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

　　1、戴维之星（一）

　　1945年1月18日夜，俄国人到了华沙。他们趁着雪色，悄无声息地遛进城市，谁也没有觉察到。接着，他们分散到城市各个角落。他们脚上穿着闪亮的黑皮靴，就像我原来见过的那些人。他们的语言虽然和德国人不同，但是枪声也是那么刺耳、专横与恐怖。

　　这些都是发生在一月下雪天的一个早晨。然而那时我正和卡西米尔安静地坐在餐桌旁的地板上，偷偷地用自己的早饭喂它。对于这些事情，我丝毫没有察觉。

　　妈妈和埃拉后来听说了德国人已经攻占了华沙。消息是埃拉在买面包的时候听说的。知道这个消息后，她们心中非常激动但又有些害怕，同时还抱着一些希望。“战争快结束了吧？波兰可能就要被解放了。”她们担心这些人会怎么对待我们。她们说俄国人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凶残、酗酒、偷窃，还强奸妇女。埃拉说每个俄国人都偷过很多块手表，而且全部都戴在手上。

　　一天，妈妈用力把外衣套在我身上，接着我们出了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踏着雪走到集市广场，一路上我们都很小心。广场里挤满了人，广场周围站着许多俄国士兵。我看他们每个人的手腕，很失望。因为没有一个人手上戴很多块表。俄国人的制服和德国人的制服不一样，但是他们身上也有金黄色的扣子。在他们衣服上还别着一颗红星，这让我想起我们原来经常往身上别的黄星。

　　“为什么这些士兵身上都别着红星呢？”当我们回到公寓，在炉火边烤手的时候，我问妈妈。

　　“因为他们是俄国人。”妈妈回答。

　　这相当于没有回答。“但是为什么是俄国人就要别红星呢？”

　　妈妈思考了一会儿。“这很难解释。”她最后说，这也就是说她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们以前不也别过一颗星星吗？”我提醒着说。我还记得祖母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在我们的夹克和外衣上缝制黄星。

　　“对。”妈妈叹了口气。“那也就是它的由来。那是戴维之星，是德国人给我们做标记用的……”

　　有一个词我没听懂，“给我讲详细点吧，”我哀求妈妈，“那时我已经出生了吗？”

　　1938年3月，当戴维和托西娅滑雪度假回来的时候———几乎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托西娅突然意识到自己怀孕了。“这是意外，”她告诉妹妹萨宾，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萨宾抱住姐姐，衷心祝贺她。萨宾那时经常来看望姐姐，她也结了婚，很幸福，丈夫是个工程师，是口碑很好的犹太小伙子，叫葛朗特斯。

　　后来，她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她们谈论着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令人焦虑的事情。亚伯拉罕家的远房亲戚住在柏林，最近常给她们写信。他们说，在那儿，犹太人几乎都被解雇，并且在大街上总受人凌辱，还规定了很多新条令，使得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很多他们认识的人总是突然间就消失了，不留一丝痕迹。突然，托西娅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事情在等着他们。“当我听到这件事后，我真的很替我未出世的孩子担心！”她说，“如果这儿也发生同样的事，那该怎么办呢？”

　　萨宾一再让她宽心。“你不要对那个希特勒太在意，”她说，“他是个疯子，所有人都知道。德国是个文明的民族———想一想我们在学校里修女教我们的。德国人很快就会把他赶下去，正如他上台掌权一样迅速。”

　　刚刚下班回到家的戴维也点头称是。“现在你不要想这种事情，”他向妻子说，努力使她平静下来，“萨宾说得很对，这个阿道夫·希特勒就像个小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家里的狗也起这个名字。”说着，他拍拍这只德国牧羊犬。这只狗是他们最近刚买回来的。托西娅笑了，戴维当然是对的。

　　戴卫并没有告诉她，自己很多的朋友都移民去了巴西。他本来也打算离开波兰。但是这里还有他怀孕的妻子、年迈的妈妈和他辛辛苦苦一手创办的公司。而且，他的家族也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好几代了。克拉格———他永远的家乡。

　　孩提时代，他偷过别人园子里的苹果；逃过学；在亚伯拉罕家后花园偷偷地吻过托西娅。他的过去，还有托西娅的过去都在这里。在托西娅的家乡，既说德语也说波兰语，他们尊重、热爱德国文化就如同德国人热爱自己的文化一样。他们认为德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的确，这点丝毫不用怀疑。而且———他有必要去躲避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小丑吗？

　　不，他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而且也不想离开。

2、戴维之星（二）

　　“阿道夫后来怎么样了？”我打断妈妈问道。

　　妈妈一时间思维有些混乱，疑惑地看着我。我太过突然地把她从回忆中拉回来。“但是你应该知道……”她说。

　　“我是指那条狗！”我说。

　　“哦，它，”她说，“对，你一定会喜欢它的———当德国人来了以后，你爸爸把它给了一个农场主，让他好好照顾它。但是它又找回来了，走了80英里，它的爪子都磨破了，不断地流血。这之后又和我们在一起呆了一段时间。但是没过多久，你父亲不得不再次放弃它。”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们颁布法律，规定不让犹太人……但那些都是你出生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想了想她说的这些事。

　　“那我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问。

　　戴维和托西娅一直都很想要个小孩，但是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很恶劣。1938年9月，戴维带着妻子去克拉格一家医院———克里斯陶纳克医院。就在那一晚，柏林的犹太教会堂被烧毁。托西娅一直在医院呆到9月13日，经过长时间痛苦的努力后，她终于生下了罗玛。

　　他们非常高兴有了一个健康的小女儿，但是同时，年轻的夫妇也陷入了绝境。第一批德国犹太人被驱逐到波兰。恐怖的预兆使得人心惶惶。那时犹太百姓的心情就如同暴雨来临前的灰暗与深沉。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爆发后会怎么样。有的犹太人觉得克拉格还是安全的，还有些人已经逃到了乡下或是国外。但是戴维还是不能决定是否要离开这里。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此时他终于决定逃亡。戴维带着很多行李，和他的家人，还有雅各布·亚伯拉罕、安娜·亚伯拉罕、托西娅的小妹艾琳，他们坐在两辆出租马车上离开了克拉格。他们被一些住在偏远乡下贫穷的波兰农民收留，和他们一起住在农家的牲口棚里。这只是一个在泥土地上盖的小茅草屋子，根本没有热水。托西娅从没住过这么脏的房子，也没有经历过这么穷困的日子，这儿还有很多虱子、跳蚤。没过多久，她就再也无法忍受了。

　　“孩子会生病的，”她对戴维说，“根本给她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我没法给她洗澡，不能好好照顾她，我想回家。”

　　她说得没错，小罗玛很虚弱，好像生病了。戴维看着他的女儿：一双黑色的眼睛，还有头上黑色的头发，他的心沉甸甸的。她长得太像他了———一个标准的犹太小女孩。但是看见托西娅这么焦虑，戴维还是屈服了。他们不能再往东走，因为再往那边就是俄国了。所以他们套上马，往回走。又回到城市里的犹太人区。

　　突然，妈妈又停住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现在去泡点茶。你不想吃点什么吗，罗玛？”

　　我摇摇头。

　　“星星呢，星星是怎么回事？”我问。

　　也正是在这时，德国人占领了克拉格。九月初，狭窄的街道里总是回响着德国士兵操练的声音。不久，他们就颁布了各种条例、规章。

　　犹太人不能有钱，不允许有工作，不能有房子，不准养宠物，也不能有任何珠宝和皮毛。不允许他们在市里主要街区坐车、购物，不能在餐馆里吃饭。在城市所有街道都贴满禁止性标语。牌子上写着：“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

　　戴维放弃了他的狗、他的公司、他的轿车、他的钱以及他的公寓。德国人来了，一股脑卷走了他们精美的瓷器、高脚玻璃杯，以及盒子里珍藏的油画。而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直接从窗户给扔了出去。

　　过了不久，戴维和他的家人搬进城郊的一栋小房子里。托西娅的父母也丧失了一切，被从那个有大花园的漂亮房子里赶了出来。在市中心商业区的亚伯拉罕面包店转交给一个德国人，而所有手续只是在产权证书上签了个名字，并将继续使用原有的招牌营业。因为，亚伯拉罕全麦制面包在城镇里很有名气，生意一直很好。

　　在罗玛一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德国人向所有犹太人发布了一条命令，他们的衣服上必须别上一颗黄星。

　　妈妈看着我，突然紧紧地抱住了我。

　　“真不应该把你生在这样一个世道里。”妈妈说。

3、那是个圈套

　　一天，一个陌生人站在我们的家门口。他身上带着种恐怖、野蛮和危险的气息。他甚至都没有穿鞋！衣服又脏又破，脸颊下陷，头发灰白，胡须凌乱，黑色的眼睛周围深深地凹陷下去，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看上去很虚弱，可能想要一块面包。卡西米尔不停地吼叫，它也害怕这个陌生人。我想赶快把门关住，但是就在这时，从厨房里传来妈妈的声音：“谁啊，罗玛？”接着她跑过来，站在我身后，也打算要关门。

　　“托西娅！”这个人叫道。妈妈屏住呼吸，不知道是惊还是喜。突然她高兴得狂喊。这时，她一边抽泣，一边还不停地吻着那张脏兮兮的脸，他也在使劲地吻着她。这是多么一个不可想像的情景，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呆了。这个男人到底想对我妈妈干什么？最后，他放开她，弯下腰看着我。一股臭汗味和一身湿漉漉的破衣服向我迎面袭来。“丽哥卡！你不认识我了？”他的脸现在和我贴得很近，“我可爱的宝贝女儿。”

　　我惊恐地看着他，愤怒地瞪着这个吻过妈妈的凶恶男人。他现在可能也想要亲我。

　　我马上转过头，跑到一边，藏在床底下。我听到妈妈在我身后说：“戴维，那个时候她还小，毕竟她已经好久都没见到过你了。”

　　我爸爸回来了。

　　他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了。“现在正在紧要关头，”他说，“不然，我就得死，像其他人一样。”那个集中营叫奥斯维辛，那里一定非常可怕，因为每当爸爸谈及那里时，总是不断地哭泣。他们坐在沙发上———爸爸、妈妈还有埃拉———用绿色的小玻璃杯喝着伏特加。父母彼此紧紧地握着对方。后来，爸爸想让我坐在他的大腿上，但是我跑开了。

　　“跟我来，卡西米尔，”我悄悄地俯在狗耳朵边小声说，“我们躺在桌子下面去。他们现在只会哭泣、喝酒。”

　　卡西米尔听懂了。我们躺在餐桌下面，我把头靠在它那毛茸茸的、温暖而柔软的小腹上。它温热均匀的呼吸使我感到很安全。从这里，我能看到厨房窗户的左上角的玻璃。透过这块玻璃，我看到外面蓝色的天空。不久天空逐渐暗下来，变为深蓝色，时不时还听到很远的地方空袭警报的长鸣声。

　　这个人不是我爸爸。他不是！戴维·赖伯宁是个年轻、英俊、帅气的小伙子，一个在花园里亲吻小女生的冒失鬼，一个世界级的滑冰运动员。我想起了那张照片，妈妈总是带在身边。照片上，爸爸有一张被晒成棕褐色的脸，露出灿烂而健康的笑容。身上穿着白西服，头上带着一顶草帽。照片背面写着：

　　亲爱的妈妈：

　　照片上这个正在朝你笑微、英俊的年轻人是爱你的戴维。

　　突然住在犹太人区时的一个情景浮现在我眼前。他们已经带走了我的祖母，在黑暗、闷热房间里，爸爸正坐在床边，难过而痛苦，不断晃动身体———就像现在每当他讲到集中营时一样。

　　和现在一样？要是他真是我爸爸怎么办呢？

　　不，我不想让这个人成为我爸爸，我真正的爸爸已经死了。

　　晚上，这个陌生人睡在我们的床上，我尽可能努力往床边儿睡。因为太靠边儿了，使我不得不很小心，以免掉下去。现在他已经洗了澡，刮了胡子，身上没有臭味了，但是我还是不想和他有任何接触。每次他想抚摸我的时候，我总是跑得远远的。每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那洪大的声音总是使我很害怕。

　　现在妈妈心里只有他。她买来很多菜，又在厨房站了好几个钟头。“这样可以重新焕发你的活力。”她说，然把满满一盘子的食物放在他面前。他狼吞虎咽、拼命地吃，好像很多年都没吃过饭一样。“过来，”当他吃完了以后，他对我说，“过来，坐在我腿上。”但是我不想过去。于是我又一次跑开了，藏在桌子下面。

　　他们总是在不停地说，我一点也不想听。我有时坐着画画，有时向卡西米尔讲关于我裤子的故事。我跟妈妈说我很想念曼纽拉和奶奶。

　　“哦，我们将会马上去拜访他们。”妈妈说，然后继续和那个陌生人说话。

　　“我想杀了他！”那个陌生人———被称为是我父亲的人喊道，“我会找到他，托西娅，你瞧着吧。他必须为他的谎话付出代价。”突然，他看起来像个野蛮人。当他把一枝枪装进口袋的时候，从眼睛里发出一道凶狠的光芒。 我更加害怕他。

　　“别，戴维，”妈妈恳求着说，“求你，别这样。过去的都过去了，没人能将时间倒转。要是你这么做的话，我们将都会很危险。”

　　那个陌生人没有马上回答，他对着妈妈看了好久。“我不能不去，”他说，“你应该理解，托西娅，我必须去，这是我的责任。”带着坚定的决心，迈着坚决的步伐，这个陌生人走出了公寓，把身后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我松了一口气。妈妈用手捂住自己的脸。“真不应该告诉他，要是我没说就好了，”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这都是我的错。”

　　“他想杀死谁？”我问。

　　“那个警察。还记得那次我们从犹太人区逃出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找一个地址吗？我们为了那个地址花了很多钱，因为我们认为那儿很安全。那是个圈套，一个抓住犹太人的圈套。而那个人，那个警察，拿了德国人的钱，把所有这些人都出卖了！”

4、战争结束了

　　现在我想起来了：金灿灿的珠宝在潮湿的贫民窟里发着夺目的光，我抱着警察的靴子，哀求他让我们出去……是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陌生人那天晚上很晚才回来。

　　他脱了衣服，坐在床边，大口喘着气。

　　“戴维？”妈妈迷迷糊糊地问道。接着她一下子就坐起来了。“戴维！你还活着！”她搂着他的脖子。

　　我尽量离得她远远的。

　　“发生什么了？你杀死他了？告诉我，戴维，你杀死了他吗？”妈妈抓着那个人的肩膀，使劲地摇晃。

　　“没有，”他费力地说，“我不能。”

　　“哦，戴维，我明白，你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明白！”妈妈终于放下心，由于太高兴，连声音都在颤抖。

　　“我不能，”陌生人平静地重复着，“因为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有人已经打死他了。”

　　这些天里，空袭警报声常常会突然响起。狂啸般的警铃声总是震痛我的耳朵。警铃响后我们不得不和其他活着的人一起跑到地窖里，呆上好久好久。但是这个陌生人不愿意下到地窖里。他不害怕。这倒是让我感到惊讶。我因此渐渐地敬佩起他。

　　“戴维，求求你了。”妈妈哀求着说。

　　但是他就是不想下去。他很倔强。“我不会有事的，”他说，“再恶劣的事我都经历过。”

　　他声音很大，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的谈话。我越来越喜欢他了，虽然他不打算和我一起呆在地下。我发现他的眼睛里并没有危险。那是双黑色的眼睛，里面闪着光。

　　渐渐地，我开始相信他就是我真正的父亲。我和他也逐渐熟悉起来。

　　又一个春天来了。我们把公寓的窗户全敞开，阳光射了进来。在外面的街道上，人们在欢呼、叫喊，透出一股不同寻常的兴奋。就像苏打水漂起的泡泡，或是像被人轻轻搔痒。爸爸、妈妈和我相互拉着手走到集市广场，人们在这里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也是克拉格传递消息的方式。

　　从很远的地方，我就能听到人们的欢呼雀跃声。

　　我从没见过这个广场这么拥挤。我不得不紧紧贴着妈妈，以免不小心走丢了。突然两只强壮的臂膀把我举了起来，是爸爸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

　　坐在这里感觉好极了。现在我比任何人都高。我可以看到所有的一切，广场上有很多喷泉，人们都相互拥挤着，推撞着，舞动着，但是因为爸爸把我高高举在头顶，所以我很安全。

　　“战争结束了！”人们高声欢呼，“战争结束了!”

　　人们把帽子扔到空中，呼喊尖叫声此起彼伏。在我下面的人群涌来涌去，相互庆祝、彼此拥抱、尽情歌唱。我非常吃惊人们能这么疯狂，这么兴奋。但是很快，我也加入他们中间，不停地笑，不停地唱，不停地喊。“战争结束了！”我也大声欢呼，尽管我并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几个钟头以后，我们回到公寓，疲惫而兴奋，妈妈打算准备晚餐。我问她为什么今天广场上的人们那么高兴。她笑了：“因为战争结束了。”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安全了。”她回答道。

　　安全？我盯着她：“也就是说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蹲在我面前，紧紧地搂住我。她的眼睛闪着光，看起来非常激动。我从未见过她这么高兴，“对极了，”她眉毛舒展，笑着说，“也就是说我们再也不用躲藏了。”

　　“你保证？”我问。

　　“我保证。”她回答说。

　　“但是多长时间？”我不明白这点。

　　“我们现在自由了，懂了吗？”她说，“战争结束了。希特勒死了。世界和平了。现在我们和任何人都一样了。”

　　“多久呢？”我又问。

　　“永远。”

　　“永远？但是永远是多久？”我摇摇头不相信，因为她总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急得都快生气了。不可能。她原来没说过“永远”这个词。

　　现在我们真的和别人一样了。真不能相信，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变了。我们不用再躲藏了。我们可以任何时间去任何地方，不再害怕什么。但是，我还是总有种感觉，什么时候可能会突然被抓住。当我们去一些地方的时候，我总感觉不自在，而且在大街上，我不敢直视别人的脸。

　　一时间，寻找失散的亲戚、朋友的人像闪电般地出现在大街小巷。他们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地问，不分白天黑夜地找。我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是“存活下来”。他或她是否存活下来？人们互相询问。人们通常并不是完全照实情说出来，但是只要还有希望，他们就一直希望下去。在犹太教会堂里，人们贴了很多小纸条，写着简短的话，例如：

　　有人看到我妹妹罗莎了吗？

　　她21岁，有一头褐色的头发，带着眼镜。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在1943年3月初，她在犹太人区。

　　如有消息，请与米里亚姆联系。

　　一些人可以重新相聚，但那些大部分被寻找的人都死了。

5、噩耗仅仅是个开始

　　萨宾姨妈还活着！妈妈听说她被从奥斯维辛放出来了。我们都开心得要发狂似的。当然，我妈妈打算立刻去把她接回来。这是一次漫长、费力的行程，因为现在没有火车通行。所以她只能先尽量搭便车，然后剩下的路程再步行。

　　等她到了那儿的时候，萨宾已经死了。她在集中营里，得了极其严重的恶性斑疹伤寒，所以出来的时候她一直病得很厉害。对于妈妈来说，谈论这些事情是很痛苦的。她甚至连哭都哭不出来。直到一天晚上，父亲讲述萨宾如何想办法去探望已经在布拉祖集中营被判死刑的丈夫时，妈妈终于哭出来了。她的丈夫，葛朗特斯，他因为试图去保护一个小男孩而被判刑。他曾经企图割腕自杀，但没能成功。他们把他挂起来，直到他体内最后一滴血流干为止。而且强迫所有的犯人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但是后来，当他们把她送到奥斯维辛后，萨宾又恋爱了，她甚至秘密结婚。她嫁给了一个犹太教教士，和她的新丈夫是在被关押的铁丝网后面结了婚。

　　“她总是不断地谈恋爱，相当固执。”妈妈抽噎着说。我想起我最后一次见到萨宾姨妈时，她活泼，漂亮，头发用一块花手绢系着。

　　噩耗接连不断地出现。慢慢地，我们又得知我们家族其他成员的情况。亚伯拉罕祖父、祖母和艾琳死在白尔兹克死亡集中营中毒气室里。雅各布，妈妈的弟弟，在德国人扫荡他所工作的军工厂时，被杀死了。我另一个祖母，玛丽亚·赖伯宁失踪了，没能找到关于她任何消息。她可能已经死在某个毒气室里。

　　我不愿意相信我所听到的这些事实，用被子蒙住头，就像我原先住在犹太人区时一样。但是我无法逃避这些事情。现在我听到的这些噩耗其实仅仅是个开始。

　　突然，克拉格挤满了人。那是因为华沙几乎被炸平了。几乎没有一个犹太城镇存留下来。在克拉格镇上能找到一套公寓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妈妈说我们能有一套公寓实在是很幸运。埃拉和她的未婚夫，马瑞恩，回到了他们的房子。我想他们带走了伏特加酒，因为这以后我再没见过妈妈喝酒。

　　她也没有时间去喝酒，因为不停地有客人来借住。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来我们家，几乎就像很久以前一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吃住在我们这个小公寓，我妈妈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她几乎快累垮了。最后我们的家庭成员扩大到14个。

　　我现在有一个小“弟弟”。是父亲把他带回来的。他叫瑞斯诺德·豪若维斯，他比我小6个月。我看到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他有一双大眼睛，一头乌黑凌乱的卷发，身体却很瘦小。接着他们全家一个一个搬来住在我们家，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还有他12岁的姐姐，布诺尼娅。他们全家是被一个叫奥斯卡·斯根德勒的人所救。

　　在那段时间，罗斯尼尔的兄弟和豪若维斯夫人的兄弟也都住了过来。他们是音乐家，曾在集中营的司令官吃饭的时候，为他演奏过音乐，从而存活了下来。后来，我父亲的两个兄弟也过来了。有一个我已经认识，就是西蒙———躲在迪特家大衣橱后面的那个叔叔。他的妻子躲在一个农场附近，也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父亲的另一个兄弟，摩西，我并不认识。我一直有些怕他。他个子不高，但很强壮，而且总是动不动就发疯似地吼叫。正是因为这样，他被换了好几个集中营；人们真能被他这种毛病给逼疯。

　　瑞斯诺德也是个小疯子。他的胳膊上刺了个编号，就像所有大人胳膊上的一样。蓝色的字体以“144”打头。当我们洗澡时，会坐在一起。我有时会好奇地摸一下那里，但是他总立刻就把胳膊缩回去了。吃饭的时候，他就变得很狂野，抓起一片面包，藏到坐垫底下。他也从不坐在餐桌旁吃。但是一到晚上，熄了灯他才把它拿出来吃。因为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我经常会听到他咀嚼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大人们也不明白。他们不认为他疯了。当他藏面包的时候，他们总是训斥他。他们想叫他和大家一样坐在餐桌旁吃饭，能安分点。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大人们并没有多少时间能和我们呆在一起。就好像战争对小孩并没有什么影响。小孩们还是应该听话，应该懂规矩。大人们从来都不考虑小孩子的感受。每个人都在克服自己的战争后遗症。大人们觉得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容忍每件事，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抚我们。

　　在以前，每次到了晚上我感觉害怕的时候，他们总会晚点关灯。但是近来，妈妈变得非常严厉。

　　“闭上眼睛，转过去赶快睡！”她边说，边关上了灯。

　　于是，我只好躺在漆黑的夜里，听着旁边瑞斯诺德偷偷啃他的面包片的声音，而大人们这时坐在厨房餐桌旁，谈论着，抽泣着。

　　他们谈论的话题总是死亡。

　　父亲每天早晨出门，夜里很晚才回来。他有时会去自己原先的公司看看，有时也会拿回来些钱或者带回些吃的。他经常把在大街上游荡的犹太小孩带回来。他们或是迷路或是被人遗弃。带回来以后，他会把他们送到他和其他一些犹太人一起建立的一个孤儿院里。

6、永远做个好女孩

　　一天，他带回来一个小男孩，他比我大几岁。他看起来很凶而且目中无人。我忍不住一直看着他，因为他的凶狞而崇拜他。

　　“罗玛，猜猜这是谁？”妈妈边说，边给小男孩端来一碗汤，“他是你堂哥，罗蒙。”

　　“我一下子就认出他了，”父亲向妈妈说，“我立刻就看出来他是我哥哥的儿子。托西娅，他现在能站在你面前真是不容易。我几乎是把他从贫民窟里拖出来的。他在犹太人区被偷走后，一定经历了可怕的事情。但是他还活着！”

　　小瑞斯诺德和我现在可以和罗蒙共睡一个床。在被子里，他向我们讲述很多阴森可怕而又令人兴奋的故事。

　　我还是可以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论那些事情。我无法忘了这些事，即使我偷偷躲在床底，用手捂住耳朵，或是用毯子蒙住头。对于我们小孩几乎无处可藏，他们根本不顾忌我们的感受。那些亲身经历过的目击者强迫我们做听众。只要外面天一黑，那些大人们就开始谈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死亡、不可想像的残暴、不可置信的拷打折磨———包括所有凡是人类可以施加给其他同类的，以及他们的受害者可以承受的各种痛苦。此时我们可以不断去悲叹、去感伤，可以尽情地去抱怨、去宣泄。经过这个阶段后，存活的人们才能平静下来，永远地平静下去。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在那些无眠的夜晚，“奥斯维辛”这个地名，在心中像扎了根，我的心不断受到它的煎熬。大人们谈论着那里的集中营，迫切地、饥渴地想要描述每一个恐怖的细节。人们如何被枪杀，如何被绞死，他们的血管如何被割开，他们如何赤裸地被关到毒气室；人们尸体如何被悬挂在奥斯维辛的圣诞树上；这些注定要死的人是如何在临死前整理他们的衣服和鞋，而要处死刑的孩子们是如何站在那里，拿着自己的鞋带等着把鞋系在一起。

　　他们还说，那些被鞭打得背部血肉模糊的人，在被打时，还被迫去数鞭子数。他们不允许这些人使用自己的名字，而是在他们身上刺上蓝色的编号作为名字；强迫他们赤裸着身体在寒冷的空气中站上好几个小时，在快被冻死的时候，还强迫他们背诵出他们集中营里其他犯人的编号，然后再用冰水往身上泼。他们还描述狗是如何把那些犯人的身体给撕开，饥饿和寒冷使他们几乎失去了意识。他们一遍一遍地复述———非常具体，非常确切———在集中营每天重复的生活细节：藏面包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当鞋子被偷该怎么办；如何用刺痛手指以及往脸颊上涂血而使自己看起来健康；如何喝自己的尿，并用它来洗漱———这类事情处理的好与坏很可能决定了自己的生与死。他们那些一成不变的窃窃私语听起来甚至已经没有了愤怒。他们只是在陈述他们所经历的事实、经历、结局。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不断地重复这些故事。

　　我几乎受不了了。为什么没完没了呢？为什么他们要一次又一次地折磨自己，折磨我们呢？要是我能像罗蒙那样狂喊大叫就好了，或是像小瑞斯诺德不受干扰呼呼地睡过去，他能很轻松地接受听到的一切，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历过。但是我不能大叫，他们不让我吵闹；我得规规矩矩、安安分分地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故事。我必须做一个好女孩。我一直都是个好女孩，永远都得做个好女孩。

　　虽然在晚上我们家充满了癫狂，但是到了白天，这些大人们努力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家里的食物越来越不够吃了，但是现在家里没有一个袋子上有“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标记。有一天，爸爸真拿回来一个有这几个字母的袋子，他为自己能得到这么一袋难得的东西感到特别骄傲。包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当妈妈看到里面的东西的时候，高兴得叫起来。袋子里有几个罐子，其中有些是很浓的甜奶，味道很香；还有一个罐子里面盛着黄色的液体，“橙汁，”爸爸激动地说。橙汁？我对着打开的罐子闻了闻，有一股很清新的味道。我啜了一小口，凉凉的，甜甜的。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

　　接着，妈妈递给我一个扁平圆形的盒子，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罗玛，看，”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向往的样子说，“这是巧克力。”一股强烈的震颤袭遍全身。巧克力！我梦寐以求了很久的东西！现在我终于可以真的尝一尝了。打开盖子，我看到里面有一块深棕色、硬硬的东西。我掰下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但一咬就裂开了。甜甜的，带着点苦味儿。它实际上很难吃。

　　“这是巧克力？”我问。他们都点点头，我感觉就好像是心中的伊甸园变成一个普通的小园子。

　　我仍然保留着一张那时候的照片。那是在1946年妈妈生日的时候拍的，里面有罗蒙、豪若维斯和我。那是五月的一天，爸爸从公园里采回来一束丁香花。爸爸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妈妈，然后又带着我们大家去克拉格的华威尔城堡参观。我们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他的小女儿、他的侄子和两个小孩的好朋友。

　　我还记得当时照相的时候，照相的人让我们对着镜头微笑。我笑得有些腼腆，但是我很开心，也很骄傲。

7、去上学

　　“孩子们应该去上学。”妈妈说。在这之前，妈妈用有条纹的、犯人的旧衣服染成蓝色，然后给瑞斯诺德缝制了一件海军军服，给我缝制了一条小海军裙。

　　克拉格的一所小规模的犹太小学又重新开始上课了，它被安置在一个破旧、阴暗的建筑中，里面有几间小屋子。他们让我上二年级，因为我已经会读会写了，而且我已经快七岁了。我们班有11个人，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有来自乡下的，有来自华沙的，甚至还有来自俄国的。

　　此时，我正坐在课桌旁的板凳上，沉默不语。我原来渴望赶快上课，但是现在我们都不想说话。班里的气氛很紧张，几乎还没过一分钟，有人就开始掉眼泪。接着，老师、学生都开始号啕大哭。每个人都神经质地、歇斯底里地哭喊。一个人的哭声越来越大，她就是我们的女老师，她也曾被抓到进过集中营。开始她有些畏缩，接着也开始抽泣。当她擦拭眼泪的时候，我看到她胳膊有个被刺上的蓝色编号。教室变成了哭泣的集会地。

　　我不想哭，也不想学习，不想吃饭，我不想听那些谈论，更不想说话。

　　我们现在得学习依地语（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和希伯来语。但是我不想出声。我把课本放在我课桌上，在书上乱画、乱涂，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套上外衣，回家了。

　　每一个人都很疯，这里根本不是学校，这是个犹太人聚集地。

　　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又病了吗，罗玛？你为什么不想去上学？”

　　我低着头，我无法向她解释为什么这几天我总是回来得很早，更说不清楚我不能忍受那所学校的真正原因。

　　“但是你必须得去。”妈妈说，我可以肯定对于现在这种情况，她和我一样痛苦。她把我送回了学校，我听到她和老师谈话。

　　“她就坐在那儿，”老师带着责备的语气说，“她什么也不肯学，也不肯回答问题，眼睛总盯着墙，在课本上乱涂。”

　　“是因为那场战争的缘故，你也明白的。”妈妈叹了口气说道。

　　“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我听不到老师还说了些什么，因为我必须得进教室。

　　从那以后，妈妈每天早晨让罗蒙领着瑞斯诺德和我去学校，罗蒙的确是每天和我们一起出来。但是每次刚走到第一个拐弯的时候，两个男孩就扔下我，跑了。我根本跑不动：我的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又重又沉。他们追上一辆电车，抓住门把，转眼间就没踪影了。

　　我看着他们，想和他们一起跑，但我从来没把我的想法告诉过他们。于是我缓慢地沿着街道往前走，边走边胡思乱想。通常，我走到教室的时候，课已经上了一个小时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发现我们三个人中只有我天天上学，虽然我也是极不情愿。

　　一天，我们去拜访曼纽拉。屋子里还是原样，可是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客厅的沙发好像没以前那么高，大厅也没以前那么大，连院子里的树也没以前那么高大了。

　　“长大了，波济欧姆卡！”她边说边吻了我一下，她还像原来一样美丽漂亮。

　　奶奶像往常一样还躺在床上。她看到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相互拥抱，一起玩扑克牌。

　　这里都和以前一样。

　　当我们走进厨房的时候，克尔尼克娃夫人正站在炉子旁。她上上下下打量我半天，我害怕起来。

　　像以前一样。

　　“那杜德克怎么样了呢？”当她们坐在餐桌旁喝茶的时候，妈妈问曼纽拉。

　　“不知道，”曼纽拉回答道，“自从战争结束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了。”

　　克尔尼克娃夫人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听说你现在上学了，罗玛，”她愉快地说，“喜欢上学吗？”

　　我点点头。克尔尼克娃夫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愿意去倾吐的对象。更何况我无法和任何人谈论学校，不能向任何人讲述学校是什么样子。我感到特别孤独。

　　像以前一样。

8、持续的紧张

　　这是我第一次能有机会和其他小孩呆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更孤独了。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孤独，因为这个学校里每个人都很封闭。大家彼此都不说话。课间的时候，我们结伴去散步，但是没人说话。上课的时候，有的孩子只是坐在那里，前后不停地摇晃，有的孩子把裤子尿湿了。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自己的恐惧中，老师也是如此。所有人几乎都不在一起玩，也不去交朋友。他们时不时地会突然产生恐惧。这两个小男孩用木头铅笔盒互相敲脑袋，那些小女孩们相互又抓又咬。有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受伤了，身上有青青紫紫的伤痕，甚至在流血，我们就变得像是一群受到惊吓的野兽。

　　我不再试图离开学校回家，因为我妈妈还是会把我送回来的。在课堂上，很多小孩在不停地奔跑，一有动静，有人就会吓得跳起来或是躲起来。那个老师曾试图追上奔跑的小孩，并把他们安置在坐位上，但后来她放弃了。持续的紧张使得我们精疲力竭，最后只能坐在那里发呆。

　　一个又高又瘦、长着黑头发的男孩坐在我旁边。如果你摸一下他，就会发现他的皮肤感觉很奇怪：他不像其他小男孩那么结实，那么精瘦，而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柔软。他的动作像个小女孩一样优雅。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的手摆弄一下，好像在整理一个隐形的裙摆。上课的时候，他的手指总在发间移动，好像在梳辫子一样。

　　他真奇怪。

　　一天下课的时候，当我正看别处的时候，突然瞟见他很腼腆地冲我微笑，示意让我过去。他在兜里翻找着什么，然后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小女孩，有一条黑黑的长辫子，穿着一件花裙子，长得和他很像。

　　“你妹妹吗？”我问。

　　他摇摇头。“是我，”他有些骄傲地说，就好像这张照片是什么证据，可以为他证明什么一样。“我假扮成一个女孩。”他害羞地说，“所以德国人不会检查”———他指着两腿之间———“下面那个。”

　　我盯着他的眼睛，他是不是还想做一个女孩？

　　今天学校不上课，所以罗蒙和瑞斯诺德带着我一起去神秘花园探险。罗蒙对这个城镇了如指掌。他知道如何跳上电车或是货车去搭乘顺风车，哪儿有吃的，哪儿最利于躲藏，谁愿意付钱给打临工的小孩。

　　自从战争结束后，克拉格就一直很乱。城镇里到处都是人。在每个街道拐角都有人卖东西：伏特加酒、扣子，在附近林子里采的新鲜蘑菇，手工缝制的羊绒袜，旧书、肥皂、大家都没有什么钱，所以人人都想挣点钱。在这些街道中，没有一件事是和做生意无关的。

　　我们在一个偏僻的街边发现了一间废弃的鞋店。门被锁着，但是罗蒙在后面院子里发现可以从一扇窗户爬到商店后面的屋子。他们两个托起我，我勉强从小窗户上钻进去。屋子下面漆黑一片。我突然恢复了意识，呼吸变得急促。我不想跳了。

　　“快，快往下跳！”罗蒙压着声音说。这是一个命令。我犹豫了一下，起身跳了下去。我落到一堆鞋盒子上。瑞斯诺德立刻把他苍白的脸从敞开的窗户探进来，接着是罗蒙和他壶把形状的耳朵。

　　屋子里非常寂静，只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我感觉心跳得越来越快。

　　“过来！”罗蒙低声催促着。“让我们看看这儿能找到什么宝贝。” 我们溜进了商店。要是店里没这么黑，没这么脏，人们可能会以为这里的店员刚刚下班回去。柜台旁有一个发着光的巨大收银柜，那边儿还有一排椅子和几个小凳子，鞋盒子整齐地堆在货架上。角落里放着一个梯子。整个屋子有一股皮革的味道。

　　“到这边来。”罗蒙说。接着他像猴子一样爬了上去，把鞋盒子扔下来。瑞斯诺德和我在下面接住。我们打开看里面。

　　空的，空的，空的……

　　盒子在地上排了一排，但所有盒子里面一只鞋都没有。罗蒙接着又爬下来。

　　“没有战利品。”他伤心地说。

　　接着他发现收银台后面的货架上有一堆小一点的盒子。

　　我们翻开这些盒子，发现真有宝贝：颜色各异、长短不一、宽窄不同的鞋带，几管鞋油，还有两个鞋刷。“这些是好东西，我们可以去卖了它们。”罗蒙说。他很有经济头脑。

　　瑞斯诺德非常赞同地点点头。“我们会有很多钱！”

　　我们收起战利品，又从那扇窗户钻了出去。

　　跑了几个街区后，我们把这些东西摆了出来。

　　“卖鞋带喽！最上乘的鞋油，质量很好！”

　　我们三个人分配好。罗蒙叫卖，瑞斯诺德拿货品给顾客，我收钱。但是没人需要鞋带，有几个人甚至问我们从哪儿偷来这些东西的。我们价格低得让人不得不怀疑它们的来路。正当我们很窘迫的时候，罗蒙指着瑞斯诺德和我，哀求道：“要是你不从我们这里买点什么东西，他们两个小孩就得挨饿。”

　　当人们看到的时候，这种游说很奏效。每当他们看到瑞斯诺德那张苍白的小脸、黑黑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的时候，他们就会买东西。

　　不一会儿，我们把东西都卖光了。我们数着自己赚来的钱，特别骄傲。

　　还真是不少。

　　“足够去美国了，”罗蒙宣布，“我们去环游世界吧。”

　　瑞斯诺德点点头，我也很赞成。美国———感觉是那么美好。但是我突然想到什么：“我们需要准备一下。”我们得订计划，做准备。

　　他们俩想了想，的确是这样。我们不能没一点准备就去旅行。

　　“好的，我们先买些食物，然后再出发。”罗蒙做出了决定。

9、三人小团体

　　集市广场上一家甜点店还开着门，我们走进去，从货架上取下来一些棒棒糖、山莓奶油蛋糕、白色牛轧糖条———这些都是我们以前从没吃过的东西。家里只吃那些令人作呕的、黏腻腻的、毫无味道的粥。

　　当售货员把这些东西放进一个大袋子的时候，我们紧紧地盯着，眼睛里放着光。该付钱了。罗蒙把我们的钱放到柜台上，售货员数了数，放进收银台。她找给他一枚硬币。

　　“那剩下的钱呢？”他问。

　　售货员耸耸肩。“对不起，孩子们，”她微笑着，“没有剩下的钱了，你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我们灰溜溜地走出了商店，心里失望极了，因为我们出国旅游的计划不得不取消了。

　　棒棒糖和山莓奶油蛋糕还是给了我们一定的安慰，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安慰。当最后一粒碎屑被吞下去以后，我们开始往家走，只觉得肚子里像有一块大石头。

　　“你们三个人这次又去哪儿了？”当妈妈看到我们脏兮兮的衣服时，责备着我们说。但是她看到我们腮下有绿绿的东西时，就给我们打水去了。

　　我开始呕吐，接着瑞斯诺德也开始吐，只有罗蒙的肚子没事。

　　在这个犹太学校里，我们经常唱歌。这些歌是由一个克拉格人、名叫莫迪莎·盖博提格的人写的。他是一个木匠，也是一个诗人。他是在被押送到集中营的路上被德国人击毙的。他的歌听起来很悲伤，但是我很喜欢，即使我们在唱的时候常常会大哭起来。

　　我还记得其中一首歌：《我们的斯特尔在燃烧》（斯特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的犹太人居住的小村子）。（波兰语）

　　它正在燃烧，兄弟们，它正在着火！

　　哦，我可怜的斯特尔，我的上帝，它正在燃烧！

　　比大自然的火苗更恐怖，

　　这是愤怒的暴风

　　在迸裂、在撕撞、在不停地猛烈冲击。

　　一切都在燃烧，遍布到处！

　　而你站在那里只是旁观，

　　双手背在身后，

　　而你只是站在那里旁观———

　　我们的斯特尔在燃烧！

　　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内心最深处。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个学校的生活，就是因为这些歌。否则我决不会再呆在这里，即使我身边坐着一个像女孩一样的男孩。

　　在这个学校里我只喜欢、也只想和一个女孩交朋友。但是我还没能和她交上朋友，因为她和其他人一样疯。她叫詹尼娜，她有一头漂亮的长发。每天放了学，总是发生相同的一幕，就像重复上演的话剧。看到这些，我总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一个脸色苍白、体型微胖的女人总会站在校门口接詹尼娜。她向她走过去，带着微笑，张开手背，想拥抱她，但是詹尼娜把她推开。“我不认识你，”她大叫道，“走开！别靠近我！”

　　那个女人开始哭喊。“但我是你妈妈！别这样，詹尼娜，到妈妈这儿来，求求你。”然后跟在詹尼娜后面跑。

　　“别靠近我，你不是我妈妈！”詹尼娜愤怒地吼叫，走得更快了。

　　那个女人抓住她的袖子，把她拉到身边。然后两个人都开始哭喊。“原谅我，”那个女人抽泣着说，“求你原谅我吧。”

　　在一天课间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向詹尼娜询问了关于那个脸色苍白的女人的事。詹尼娜的脸立刻变得幽暗了。“她说她是我妈妈，”她生气地说着，并握紧拳头，“但是她在撒谎。我是在一个波兰农民家的一个农场里长大的。他们才是我的父母！战争结束后，这个陌生的女人突然出现，还说她是我妈妈！她当时的样子看起来好可怕，她甚至没有头发。她想带我走，我不停地哭喊、尖叫，但是我父母还是不要我了。他们把我卖给了她，真的。我还看见这个女人给他们钱。这也正是我不能逃走、不能回家的原因。他们把我卖了！”

　　詹尼娜开始不停地抽泣；我站在那里，被惊住了。我不能理解父母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卖掉。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詹尼娜不想和那个女人有任何瓜葛。

　　接着我突然想起我爸爸，想起当他刚回来的时候，我是多么不想认他。那个女人说的可不可能是真的？她会不会真的是詹尼娜的妈妈？ 这个想法刺痛了我。不，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我没问这些就好了。

　　和罗蒙、瑞斯诺德在一起真好。有时我们一起大声唱有趣的歌，比如像：（波兰语）

　　松香、泰勒（德国旧时一种银币）

　　银色的娃娃、无聊的画布

　　丢在战争里

　　丢在战争里

　　现在都不要了……

　　渐渐地我们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三人小团体。只要我们一有时间，就会偷偷摸摸地溜到街上，寻找惊险。大人们对我们做的坏事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罗蒙最拿手的把戏，就是把鞭炮扔到别人家的大门里，接着我们就看到他们受惊的样子。他们以为这是个炸弹。

10、累赘

　　只有这些疯狂的恶作剧才使我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为此，我很感激罗蒙。

　　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好像什么都知道，而且渴望学到更多的东西，当然不是在学校。他喜欢做的事和学校里的不一样。

　　一天，罗蒙对我说：“跟我来，罗玛，我们离开这儿，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他拉着我跑到后花园，推着我穿过一个半开的铁门，走进一个黑漆漆的小屋子。我顿时紧张得不能呼吸。但过了一小会儿，我的眼睛对黑暗就渐渐习惯了，这时我才发现我们正坐在一个舞台前，就像是在剧院里一样。我幻想着，当台上的幕帘被拉开时，能看到演员。但是我只看到白墙上映着白光，照出几个字来：

　　白人与黑人（波兰语）

　　突然出现几个晃动的画面，人们在墙上奔跑，他们在交谈，一辆轿车开出了舞台，还有一只狗在狂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周围声响太大了，但有一件事很清楚：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画面使我眼花缭乱，就像在云雾里一样。我力图跟上画面的节奏，使劲盯着画面描述的事情，突然听到一声小号声，接着画面一闪就消失了，出现两个字：“结束”。我揉揉眼睛，跟在罗蒙后面摸着往前走，一直返回到大街上。

　　“喂，你认为怎么样？”他因激动憋红了脸，眼睛里闪着光。

　　“那是什么呢？”我问，显得还有些发楞，没有回过神来。

　　“那，”罗蒙严肃地说，“是移动的图片。”

　　在我7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得到了杰斯克———一个玩具娃娃。

　　你们知道我妈妈是在哪儿买到的吗？那个时候，克拉格一家玩具店也没有。我希望得到杰斯克已经好久了，总是不停地说起玩具、娃娃，甚至把一块旧布卷起来，放在我胳膊上来回摇晃。现在，突然真的拥有一个杰斯克了！他有一个用纤维布做的软软的身体，还有一个陶瓷做的脑袋。金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娃娃。

　　我高兴得几乎疯狂了，我轻轻地把他放进一个邻居给我的童车里，然后小心地用粉色毯子给他盖上。罗蒙和瑞斯诺德都嘲笑我，但是我根本不理会他们。我推着婴儿车跑到街上，然后又推进了公园里。

　　现在正是九月，天气阴沉沉的，外面很冷。但是我内心的感觉却是：阳光明媚，鸟儿欢唱，鲜花盛开，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因为我正带着我的宝宝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我哼着歌，整整他的毯子，盯着他那小脸。他正安静地酣睡，又长又密的睫毛遮在他微微闭着的、蓝色的眼帘上。

　　我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像每个年轻的妈妈那样，把他从婴儿车里抱出来，搂在怀里。

　　突然一个小女孩站在我面前，看起来面黄肌瘦，但脾气很暴躁：“我能抱抱你的娃娃吗？”

　　直觉告诉我将会发生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已经看到这件事在我眼前移动，就像过电影———罗蒙称之为移动的图片———一样。

　　“不能。”

　　小女孩用威胁的眼神盯着我。“就抱一下！”她使劲地拽我袖子。我没说话，只是把杰斯克紧紧地搂在胸前。她越来越生气，我的“不能”变得越来越无力。她根本没有打算放弃的意思。

　　所以我只好把裹着粉红毯子的杰斯克递给她。

　　“千万要小心点儿。”

　　但是，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她把杰斯克掉在地上。他的头被摔成了四半儿，他空洞洞的眼窝无神地眨着，最后停下来不动了。我想起犹太人区的小孩，它是怎么被摔在地上的。

　　鸟儿不再欢唱，花儿不再盛开，再没有一束阳光穿过厚厚的乌云。那个女孩跑得不见了。我捡起陶瓷碎片，把它们放到娃娃的童车里，然后慢慢地推车回家。

　　“那孩子不对劲。”一天西蒙叔叔突然说。这时我正拿着一本书坐在角落里。听到这句话，我惊讶地抬起了头。

　　“你的意思是……，西蒙？”妈妈问。

　　“嗯，你看她，托西娅。她像一个小大人，不像是一个小孩。”妈妈点点头，是这样的。他们开玩笑的时候，经常会叫我“小老太婆。”

　　“我想这可能和那个学校有关，”妈妈说，“那儿不适合她，也许我应该给她换一个学校。”

　　奇怪的是，他们在谈论我的时候，就当我不存在。这让我非常惊讶，但这就是他们大人。他们总是替我们的生活做决定，是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读什么学校，吃什么东西，他们都替我们做决定。他们决定什么对我们好，什么对我们不好，什么我们做是对的，什么我们做不对。他们从来不问我们怎么想。

　　这天，我又在餐桌前坐了好几个钟头，嘴里塞满了食物，就是不想吃。

　　罗蒙就用手指戳我鼓起的脸。

　　“哎唷！”我禁不住笑出声，接着菠菜从嘴里掉出来。

　　于是妈妈批评了我们。

　　“你们这些孩子。”大人们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好像我们是他们的累赘一样。

11、渴望去美国

　　罗蒙有一个神秘花园。

　　一天晚上，当只有我们两个人坐在门厅的台阶上的时候，他把神秘花园告诉了我。“我打算买一辆自行车。”他骄傲地宣布。

　　自行车？我不相信。自行车是很难买到的，而且价格昂贵。我没听说谁有自行车。

　　“但是我还是打算买一辆！”罗蒙坚持着说。“明天晚上，我和一个人约在公园里见面，他将会给我一辆自行车。想想看，我为这个打算存了多少钱。”

　　他从裤兜里掏出来一个脏兮兮的小钱包，并让我看。这个钱袋装满了硬币。我从来没有一次见到过这么多的钱，这使我非常吃惊。“你从哪儿得来的？”我问他，心中充满了崇拜。

　　“我自己挣的。”他漫不经心地说，然后把钱包又装回到自己的裤兜里。“我敢打赌，我爸爸一定会非常吃惊！但是你绝对不能告诉别人，这是我们的秘密，明白吗？”

　　我向他发了三遍誓，即使这根本不管用，因为我总是爱乱说话。

　　第二天晚上，吃了晚饭后，罗蒙就立刻溜出去取他的自行车。我当时激动得无法形容，真想知道那辆自行车到底是什么样子，而大人们看到以后会说些什么。我等啊等，但是罗蒙一直没有回来。

　　“他很快就回来了。”妈妈在收拾桌子的时候说。我没吱声。

　　但是罗蒙没回来。那晚没回来，第二天晚上也没有回来。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因为我不停地在想罗蒙和他的自行车。要是这不是个秘密就好了！要是他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办呢？但也许他骑着自行车跑到美国去了———他总是梦想着去那里。

　　我没有动摇，我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与此同时，大人们也开始着急了。虽然罗蒙以前也出走过，但是他从来没有出走过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到处找他。

　　又一个晚上过去了，我在晚上做了个恶梦。我的三遍承诺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我应该违背承诺吗？随着时间一点点地流逝，我对罗蒙的担心也在一点点地增加。

　　我最终不能再沉默了，我把自行车的事告诉了妈妈。“别告诉摩西伯伯。”我哀求着说。当他们最后发现他的时候，罗蒙伤得很重。他的头受伤了，样子很虚弱，因为他已经在公园的一个地沟里躺了两天了，几乎快失去了意识。他的钱没了，但是也没有自行车。

　　“你违背自己承诺了三遍的誓言了吗？”当我后来可以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低声问。

　　我羞愧地点点头。

　　“很好，”接着他又斜着嘴冷笑地怒吼：“要是你没有违背，我想我可能已经死了。但是违背誓言的事绝不能再次发生！”

　　于是我又发了三遍誓：我将永不会再次违背我上次的三遍誓言。

　　人们不再谈论希特勒暴行了，而这套公寓也渐渐空了。人们一个个地离开了我们，开始他们自己的新生活。西蒙舅舅和他怀孕的妻子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豪若维斯一家找到了一套他们自己的公寓。我很想念小瑞斯诺德，但幸运的是，罗蒙还在我身边。

　　最近他总是整晚都在厨房练习用一根绳子系绳扣。这是因为他已经加入了男童侦察队，必须得学会如何做这些事。“如果你会系所有的扣结，你将会得到一枚徽章。”他解释说。

　　男童侦察队有24枚徽章，罗蒙已经获得其中23枚，只差这1枚。我相信他一定会得到那一枚的。因为当他下定决心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他一定能成功。

　　他将来某一天一定会去美国。在豪若维斯离开的时候，他们相互发誓：他们一定要在那里相见。他们总是渴望去美国。那里对男孩子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第五部分 无忧无虑

　　1、去扎科帕内

　　我们像普通家庭那样继续生活着。这天，父亲的话使我很惊讶。“我们一起去扎科帕内吧，”他微笑着说，“那是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子，离这儿不太远。我们去那儿玩几天，放松放松。想想看，我们将进行一次真正的旅行。而且罗蒙也和我们一起去。”

　　我高兴极了，我立刻搂住了爸爸的脖子。接着，我跑去告诉罗蒙。

　　春天的扎科帕内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草地上遍地都开满鲜花；山间的小溪清澈见底，水面上浮起一层层的气泡；还有茂密的树林，欢唱的小鸟儿，我甚至还见到一只长着长耳朵的野兔子。我从没有见到过这么美的景色，这也是第一次让我有机会触摸到湿热的土壤，嗅到蓝色小紫罗兰的花香，听到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树叶，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在这个小村庄，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安全，那么自由自在。

　　我们住在一个用木板搭建的小屋子里，每天清晨用新鲜的面包卷和自制的草莓酱做早餐。

　　晚上，我们盖着厚厚的、整洁的、舒软的羽毛被睡觉。

　　饿了，可以饱餐一顿；困了，可以舒服地睡一觉，不会做恶梦；在这里我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我的父母也很惬意、悠闲。他们像是电影里的一对夫妻，又像是一对刚刚陷入热恋的爱人，对视着、痴痴地傻笑，手牵着手，相拥着接吻。此时爸爸正搂着妈妈，坐在草地上，开心地笑着。他扶起妈妈的头，面向太阳说：“她多美啊，看这山莓般红润的嘴唇。”我点点头。我应该说什么呢？看到父母这么开心，我也非常愉快。他们就像是在嬉戏的一对傻孩子。

　　罗蒙也觉得很快活。我们在小溪里做了一个小坑道，把树皮做的小船放到小溪的坑道里。有时，爸爸也会搭把手帮帮我们。

　　在穿过小村庄的路上，爸爸总是把我举到他肩头，背着我走。我们唱着歌，小鸟儿也欢快地叫着。我们唱的歌和学校悲伤的歌使人感觉完全不同。罗蒙一路上吹着口哨，还教我怎么吹。于是我撅着嘴，边走边吹，力图能吹出正确的声音。最后，我终于吹出一声细细的口哨。大家都为我鼓掌，使我感到特别地自豪。

　　在那些天里，我觉得世界到处充满了阳光，再也没有黑暗和阴冷。

　　但是没过多久，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那时，我们继续着我们的愉快旅行。过了一会儿，我们感到饥肠辘辘，还有些累，于是打算返回木屋。

　　我远远地看见两个人朝这边走过来———穿着雨衣，提着行李。他们戴着帽子，虽然现在阳光明媚。他们表情僵化，像是士兵的脸。我立刻明白了他们是警察，这就意味着危险。

　　“你不是中暑了吧，罗玛？”妈妈说，“你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

　　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向我们走过来，态度生硬地问：“你是戴维·赖伯宁吗？”

　　爸爸点点头。我立刻又一次从妈妈那双发抖的手中感到了以前的那种冰冷、恐惧的感觉。只是这次比以前更冷。太阳是那么温暖，妈妈的手是那么冰冷，警察的脸依旧僵硬。

　　罗蒙站在我旁边，重重地呼吸。他也害怕了。“你被捕了，”穿着雨衣的人说，“跟我们走。”

　　爸爸低下头，沉默了。他在思考，可能在想他应该怎么做。是应该毫无抵抗地让他们把他带走？还是应该跟他们搏斗？过了几秒钟以后，他看了我一眼，带着微笑。“不要害怕，宝贝，”他说，“我很快就回来了，我相信这次肯定是弄错了。托西娅……”他盯着妈妈的眼睛说，“……别担心我。”

　　他们走进停在木屋前面的一辆黑色小轿车里，车很快就开走了。在这当中，我们默默地注视着一切。不一会儿，车尾腾起一小块乌云般的灰尘，接着就不见了。

　　我和妈妈又一次失去了爸爸。

　　当我从学校回到家的时候，妈妈还带着帽子，穿着外衣，好像是在我前一分钟刚刚到家。我觉得我不应该呆在家里。罗蒙像往常一样，又出去探险去了。妈妈不分昼夜地寻找着爸爸的下落。到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克拉格好几个星期了，我们还是没有爸爸的一点儿消息。我们在那件事发生之后，很快就离开了扎科帕内。妈妈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找，但是爸爸好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

　　“他们为什么要抓他？”她一遍遍地低声哭诉。自从爸爸被抓了以后，她就崩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样。毕竟，她应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都可能被抓。

　　她不断地去邮局打电话。最后，她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

　　在蒙特鲁匹奇。

　　当我听到这个词，我吓得抽搐了一下。蒙特鲁匹奇———就是那个警察说让爸爸跟他们回去的地方吗？在我的脑海里，蒙特鲁匹奇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蒙特鲁匹奇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死亡。

　　妈妈叹了口气，擦干了眼泪。“我还不是很清楚具体情况，”她解释着，“但很明显他们说他是叛徒。但现在活着的人谁又不是呢？现在正受迫害的人恰恰都是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反抗的人。可怜的杜德克，很可能也在蒙特鲁匹奇……我找到一个知情人。”

　　我知道“知情人”就是你给他珠宝或是金钱后，可以帮助你的人。现在妈妈不断从一个政府机关跑到另一个政府机关，想知道爸爸是被谁关起来了。我不知道她问到没有。但是爸爸始终没有被放回来。她不断地带我去找一个老人，他是个律师。他们总是在不停地谈论如何把我爸爸从监狱里救出来。但是每次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总是没想出一点办法。

　　最后，在九月份的一天，正是犹太人快过新年的时候，爸爸托人给我们带了一张卡片，写着：“给我最亲爱的妻子和丽哥卡———祝你们新年快乐。”我一直保存着这张卡片。

　　现在妈妈不得不养活这个家。因为我们没有钱，几乎都快不能维持我们最基本的生活了。“如果戴维不能很快回来，我就得去找份工作。”她说。她总是很操心，额头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明显了。

2、爸爸死了

　　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出现了。爸爸回来了。他们释放了爸爸，因为他在蒙特鲁匹奇病得很严重。他的白头发更多了。他中了风，不久被送到监狱医院，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把他送回来了。这些会不会是妈妈最后找的那个“知情人”帮的忙呢？

　　妈妈懂很多医药方面的东西，但是现在，因爸爸中风使她乱了方寸。“这样的病通常只发生在老人身上，从来没有一个年仅39岁的人得中风。”她哭喊着说。

　　爸爸中风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敢肯定在蒙特鲁匹奇他们一定殴打他了。现在，他躺在床上，瘫痪了，不能动，甚至都不能说话。只有那双滚动的黑眼睛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经过这次重创，我和父亲的关系比原来更亲近了。

　　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开始真正地了解爸爸。现在我一放学就跑到他的屋子里，坐在他的床边。我为他吹小调，给他讲述我在犹太学校当天发生的一切，为他背诵诗歌，还给他演话剧。他就像当初奶奶那样———她原来也总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躺在床上的人总是会有很多时间。

　　我有很多时间，而且我也很耐心。每当妈妈看见躺在床上的爸爸，眼圈总是红红的，不说话。她的心又一次被刺痛了。但是我看着爸爸，却没那么脆弱。相反，我变得更加坚强了。

　　现在我成了大人，他变成了小孩。这让人无法想像，但我感觉却很好。我开始教他说话。当他指着一个物体时，我就缓慢而清晰地说出它的名字。接着他努力地重复着这个词。他也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一切———他自己的名字，我们的名字。这些对于他都很陌生。

　　“你是戴维·赖伯宁，”我握着他的手说，“而我”———我指着自己———“我是你的女儿，罗玛……这是你的妻子，我的妈妈，她叫托西娅。”

　　“托西娅，”他模糊地低声说，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好像突然记起了什么。

　　我很明白学习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他也知道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妈妈向我解释爸爸中风的原因，但是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只知道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脑子里破裂，他也因此而丧失记忆。他努力使自己恢复记忆，我很清楚这对于他是多么困难，所以每当他学会一个新单词，我们俩都会非常激动，也都特别地骄傲。他也开始学习写字。也是由我教他怎么写。他已经学会写妈妈、爸爸、罗玛……

　　虽然爸爸现在很虚弱并且需要我，虽然他不再是强壮的英雄，可以把我举在他的肩膀上———但是我比以前更爱他了。

　　在九月，距离我八岁生日还有六天的一个阴沉沉的早上，爸爸死了。

　　在我印象里，这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那天，天正下着大暴雨。我从学校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完全被浸湿了。当我摁响了楼下的门铃时，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我飞速跑上楼梯，冲进了家门，雨水洒落了一地。如果在以前，我没有立刻脱下湿漉漉的鞋子就闯进来，妈妈一定会训斥我。但是此时，她正坐在厨房的一个矮凳子上。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小盒子。她带着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你爸爸走了。”她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说。

　　我内心充满了恐惧，跑进了卧室。那张床空了，他不见了。

　　“爸爸在哪儿？发生什么了？”

　　“这几天他一直发高烧，”她缓缓地说。她的声音嘶哑而空洞，“今天早上不得不把他送进医院，但是太晚了，医生也救不了他。他的心脏发炎了，自从在集中营生病以来，他一直很虚弱，而且那种可以治愈他病痛的药，医院里也没有了。”我打开那个盒子。里面放着一个胡须刷、一把剃须刀、一只手表，表链已经坏掉、一支漂亮的蓝色钢笔，前不久他还用这支钢笔写过我的名字。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所有的东西。后来，妈妈说，仅仅几个星期以后，在黑市上就可以买到青霉素。而这种药可以救爸爸的命。

　　妈妈在厨房的那个凳子上，坐了整整七天去悼念我的父亲。家里所有的镜子都被遮住了，就像生命静止了。

　　我小心翼翼地穿梭于屋子间，给妈妈拿食物、泡茶，然后一个人坐在隐蔽的角落里。

　　妈妈穿上了黑色的布衣，她穿了整整一年。我们还得继续活着。

3、相依为命

　　后来，我又知道了很多关于父亲的事情，有一些是最近刚刚知道的。在战争期间，他神秘花园地为克拉格犹太反抗组织工作。他参加了青年理想主义小团体，负责派发传单、破坏铁路、炸毁军营和战车、在集市广场的斯格纳瑞咖啡馆铺设并引爆炸弹。

　　当他在布拉祖的时候，自愿加入集中营兵团，他们准许他当天就可以离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时代里，他假扮成一个受雇佣的年轻人在街道上与“接头人”联系。

　　通过地下神秘花园接头，他可以为抵制侵略战争获取炸药和武器。

　　当我们还住在克尔尼克家的时候，妈妈想他正在一次次地做接头准备工作。但是这可能只是她的假想而已。

　　我是多么希望能和父亲再多呆一些时间啊。

　　自从父亲死了以后，妈妈只能和我相依为命。当她在晚上哭醒的时候，我会去安慰她。当我从犹太学校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的时候，她就会紧紧地抱着我。只有她握住我的手，我才能睡着。她呵护着我，我关心着她。我们彼此感觉着对方的感受。我们几乎就像是有两个脑袋的一个人：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有时候，我被这个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我真希望父亲能在这里，帮我分担一些。她不肯吃饭，不肯睡觉，甚至不再哭泣，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我非常担心她。

　　“你必须吃点东西。”我说。接着把茶和面包干端到她身边。

　　“现在睡觉吧。”我轻声说，然后给她盖上了被子。

　　她就像一个小孩子，需要人关心。如果我们离开彼此，将都无法生存。

　　妈妈一点一点地、努力地维持着我们的生活。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市里的户口办公室把姓氏改成波济欧姆卡。她想忘掉赖伯宁这个名字。也许她觉得这样做对我会好些。

　　我也不想再听到我以前的名字。在犹太人区的日子将永远被我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我不得不反复背诵我的新名字，使我觉得那个名字就是我。我再也不说赖伯宁这个名字，即使我有时还是想说。

　　这件事完成了以后，妈妈开始解决钱的问题。她得到一个公司办公室职员的工作，这公司原本是我爸爸的，现在由他的一个朋友经营。接着她出去寻找租用几乎不可能找到的更小的房子，因为我们再也住不起大房子了。

　　像其他人一样，她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家产。她父母的房子被德国人没收了，现在又被政府征用了。她又一次开始从一个政府机关跑到另一个政府机关。

　　“我们成功了。”她说。我很高兴她不再因激动而歇斯底里地大声哭嚎。

　　又一个春天来了。我们坐在四轮马车上，沿着沃道斯卡街道向亚伯拉罕家的房子驶去。妈妈告诉我所有祖父母家的事情，使我内心对这座屋子充满了幻想与期待。我希望能在那令人惊叹的花园里探险，那里长着果树和灌木丛；我也要在阳光下坐在花园的屋子里，就像妈妈第一次遇到爸爸时那样。在大屋子里，我将会小心地踩在画室的厚地毯上，然后进入铺着蓝色瓷砖的厨房，那里飘溢出葡萄干面包卷和烤火鸡的香味。接着我可以躺在厚厚的白色床垫里，床单上印着百合花，还镶着整洁的花边。枕套上刺绣花押字（姓名、名称等首字母组合成的）。如果那个内藏着芭蕾舞演员模型的精美音乐盒还放在妈妈的屋子里，我就要自己拿去玩。

　　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果树，没有花园小屋，没有花园。相反，在一个凌乱的公墓里，我们找到一些墓碑。在公墓中间，有一间破旧不堪的木屋子。凉台上曾经被精雕玉琢的栏杆已经破烂了大半。敞开的窗户外面挂着一些还没收回去的衣服。

　　这一定是搞错了。我扭过头，看着妈妈。她的脸就像一块灰白的雕塑。我渐渐地意识到并没有搞错。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妈妈也再没回过这里，再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公墓里那间荒废的小屋就是那个屋子。附近的一个小公墓被逐渐扩建，一直建到我祖父母的花园里来。现在周围几乎都成了公墓。战争中这么多死者需要大量的墓碑。

　　我们没能进那栋房子，因为里面挤满了陌生人。妈妈拉着我的手，回家了。我们再也没有一块儿回到过那里。

　　“毕竟，”她疲倦地说，“我们不能住在公墓里。”

　　她没有因父母的房子被占用得到一分钱的补偿金。

4、要离开这里吗？

　　我和妈妈穿过几乎没有行人的街道，母亲像是被唤醒了沉睡在脑海里很久的东西。“看，”她说，“看这里，这原来是××商店；那原来是卖高档针织品的，在那儿你能买到最时髦的帽子；还有那边儿，有个珠宝店，人们常从那儿买珠宝；还有一个布衣店┅┅”

　　我指着一个空空的商店里的橱窗，上面有的字仍依稀可辨。“那边儿呢？”我问，“也是珠宝店吗？”

　　“是的，”她回答，“但是当时人们大都不去那儿买珠宝。”

　　现在，这里什么也买不到了。针织品、珠宝、帽子都买不到了。我们经过一个橱窗，我往里瞧。墙和地板都铺着漂亮的蓝白相间的花瓷砖。四周空空的。“看这些漂亮的瓷砖！”我说。

　　妈妈哀叹了一声。“以前这是个卖肉的铺子，”她低低地说，“这里有镇上最好的屠夫。你真该看看他做的肉！光是想想就直让人流口水。” 渐渐地，我知道了更多的关于以前那些日子的情形。那个时候，一切都很容易，都很美好，生活是那么丰富，那么奢华！有时候，我会禁不住说我真希望能过上那种生活，妈妈也很怀念它，但是从来没说过自己现在的感受。

　　那些日子再也不会有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阴暗起来。人们试图努力，再回到原来那种生活———我们也在试图努力———但是人们都很穷。东西都变得很难买到，只有黑市越来越繁荣。就像以前那样，这个城镇里又突然出现了很多学者、艺术家、报刊记者、教授专家、文学家，他们或是出生在克拉格，或是来这里过新生活。

　　不管怎么样，那个咖啡店又开张了；集市广场的环形电车仍然是按照原来的线路开通；报纸、杂志又开始发行；剧院又开始上演戏剧。曼纽拉和她的朋友们有时又会在台上表演，妈妈和我通常会来参加她的开幕式。我总是使劲地鼓掌，直到把手拍红了为止，表演结束后，我常被邀请去参观她的化妆间。

　　星期天，人们经常习惯于先去教堂，然后散步，有钱的人接着会去一家豪华的面包咖啡店。这是克拉格的旧传统。你可以要一份拿破仑基，是一种鸡蛋冰淇淋圆形果仁大蛋糕，上面还撒着山莓甜酱，或是他们店里的特色食品。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沿着“老城市”周围的大街散步。这是镇上的集会。你可以来回闲逛溜达，礼貌地和别人打招呼，这和以前一样。人们在自己衣服的纽扣上挂着几小块蛋糕，散完步以后，回到家，边喝茶，边吃蛋糕。这是习俗，妈妈坚持要求我去遵守。

　　她认为是该教我礼仪的时候了。“我们没什么钱，但是你至少应该有好的礼仪。”她向我示范餐桌上举止行为应该注意什么，如何行屈膝礼，还有类似其他的一些礼节。所有这些礼节性的动作，我都觉得华而不实。我问及为什么人们要规定这些礼节时，妈妈让我别管那么多，“人们在家里都是这么做的。”

　　这以后，每到星期天，我总得穿上白袜子、高腰园头鞋，头上系着蝴蝶结，戴着手套。我感觉浑身不自在，看起来很傻，但是妈妈坚持要我这么做。罗蒙常常嘲笑我。“托西娅婶婶，为什么你把罗玛打扮成和小丑一样啊？”

　　“人们总是这么穿着进城的。”她简短地回答道，然后闭紧双唇。

　　罗蒙也没逃过妈妈的说教，但是对于大人们的话，他总是左耳进右耳出。现在，罗蒙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过得很自在。有时候他和我们住在一起，有时候去他爸爸那里。

　　“罗玛，我给你带来个惊喜，”一天妈妈突然说道，“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将会搬到一个新公寓去，而且会给你转学。”

　　我顿时惊喜若狂，不断向她提出很多问题。

　　我们的新公寓在哪儿？它会是什么样的呢？会有地方让我养一只狗吗？罗蒙跟我们去吗？新学校是什么样啊？也是一个犹太学校吗？我停顿了下又问———你说“再回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将要离开这里吗？会不会再去扎科帕内？

　　“不，”妈妈说，“我们不会再去扎科帕内了。我们会去更远的地方。我们坐火车去捷克的边境。去西里西亚，去里森格堡，一座大山脉。我们去那儿度过一个星期的假期，住在一个真正的旅馆里。”

　　我高兴得坐在她腿上，然后很快地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5、妈妈快死了

　　几周以后，我们出发了。坐在火车上，我极度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我几乎没有一刻是真正坐在车厢里。我一会儿跑，一会儿蹦，一会儿看看其他分格车室的人，还时不时地把头探出车窗外。火车卡嗒卡嗒地前行，不停地吐着气，呼啸着，像是一个魔鬼在欢唱。车窗外的景色在移动———有时是丘陵，有时是平原，还有翠绿的树木、草原和蔚蓝无云的天空。真是一个美好的夏日。

　　“妈妈，看！”我拽拽她的袖口。我想向她展示我看到的一切，马路上红色的轿车、马车，一座倒塌的旧城墙……

　　她的双眼紧闭。呻吟着，转过头去。她的手突然出了很多汗，额上也是湿漉漉的冷汗。她是害怕？还是病了？

　　我记得上次去华沙，她在火车站生病了。她是不是晕车呢？

　　“妈妈，你怎么了？”

　　“没事，罗玛……让我……”

　　她在发抖。她的牙齿在打颤。她好像特别冷，我给她披上外衣，坐在她旁边，后来她睡着了。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老妇人带着怀疑的眼神观察着我们。

　　“她病了，很可能是感冒。”她的样子很凶。她提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拥挤的车厢。看见她离开，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地方宽敞多了。

　　妈妈病得很厉害。我很担心她，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不知道谁能帮助我。而我只能坐那儿等。看着身旁熟睡的妈妈和窗外不断变化的景色，我只能在那儿静静地坐着。过了几个小时，窗外小山丘陵更多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大山周围了。车头呼啸着，吐着白气。

　　火车停在一个窗户明亮的白色小建筑物前。

　　我摇摇妈妈：“妈妈，醒醒，我想应该是到了！”她看了看窗外，然后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像打盹一样跟在我身后。乘务员帮我们把行李递下来。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当时来我们是如何走到旅店的，那是一个漆黑阴森的黑屋子。我们被领着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我们的房间，周围一直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屋子里有一个大窗户，挂着深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上面画着茂密的森林。桌子紧靠在窗户旁，上面铺着绿色绒毛边的桌布。我不喜欢这个黑漆漆的屋子。我不喜欢这个旅店。这里的人都不友善，我觉得他们都不喜欢犹太人。他们总是用德语交谈。

　　妈妈躺在一个巨大的黑色木床上，看起来像一副棺材。她浑身疼痛，而且还在发烧。她喃喃低语胡乱说着什么。幸好屋子里有个洗脸盆，我扶起妈妈，让她喝了些水，用块湿毛巾冰冰她的额头，就像我发烧的时候她常常做的那样。然后给她拿出我们原先买的食物，但是她一点都不想吃。我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是那么无助。后来，我脱了衣服，蜷缩在她身边，睡着了。

　　有人在拍我，把我从梦中摇醒。是德国人吗？我们屋子的灯亮了。我揉揉眼睛，妈妈正压在我身上。是她叫醒我的。她的脸胀得通红，而且有些浮肿，正难过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我盯着她，被吓坏了。

　　“去找大夫，”她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我就快不行了。”

　　我尽力加快速度奔跑。“她就要死了！”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尖叫。“她就要死了！”我身上还穿着睡衣，脚上穿着拖鞋，跑进浓密的树林里。

　　我应该往哪儿跑？我应该找谁帮忙？当我问妈妈去哪儿找医生的时候，妈妈没回答我。她只是举了一下手，很快就落了下来。旅店的门厅里亮着灯，但周围没有一个人。所以我只能跑进林子。我明白我必须得快点，不能再等什么人。“她就快不行了！”我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大声的喘气声使我听不到自己的心跳。我飞快地跑着，不想被松树的黑影遮挡住，但是黑影总是不停地跟着自己。脑子里的尖叫声越来越大，我越来越害怕。

　　我跑到一个交叉口。一条路往右拐，另一条路是直着往前走。是不是应该拐到另一条路上？我应该走哪条路？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迷惑了。

　　我孤独地站在那里，站在漆黑的树林中间，穿着瘦瘦的睡衣，过了一会儿，寒冷和恐惧使我觉得自己就快要死了。

　　但是我不能死，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她就快不行了！”那个声音大声叫喊道。我继续跑，拖鞋不小心滑掉了，睡衣也被灌木丛缠绕着撕破了。我还是不停地跑。

　　突然我在黑暗中看到远处有些光亮。我朝着那束光亮跑了过去。越来越亮了，我看到那些是房屋周边的街灯。是个村庄。

　　找医生！这个村庄可能会有医生！

　　这些屋子都没有亮灯，我敲响了进入村子的第一家家门。里面传出生气的抱怨声，一个女人把门开了一条缝，瞧了我一眼。

　　“她快死了！”我喘气说着。“我要找一个医生……一个医生……老妈妈！”

　　那个女人点点头，明白了我的意思，指着另一家门，用德语说着什么。

　　我跑向另一家大门口，用两只手使劲地敲打着门，“医生！我要找医生！”

　　楼上的灯亮了，窗户打开了，一个人把头伸出来。

　　“她快死了。”我累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边哭喊，边含糊地说着。他好像明白了，关上窗户，我听到他下楼的声音。

　　他打开大门，我冲了进去，用两只手抱住他的腿。“她就要死了！”

　　“至少得让我穿上衣服。”他用不连贯的波兰语嘟囔着。他正穿着带条纹的睡衣裤。我站在那儿等着他。每一分钟都是那么漫长，最后他终于准备好了，提起他的小箱子。我们沿着一条马路而不是原先那个树林回到了旅店。这条路要近很多。我们很快走到那间屋子，医生站在妈妈的床边，听着她的心跳和脉搏声。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但是她已经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了，医生说。她必须立刻去医院。一辆救护车来了，两名旅店服务生把妈妈抬上了担架，没人对我说话。妈妈的眼睛闭着，她没看我，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小声哭泣，哭得几乎喘不上气了。

　　在凌晨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6、没有再回头

　　我醒了，因为我感到很热———特别热。我看到桌子上那块绒毛边的绿桌布，上面放着一个盘子。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自己现在是在哪儿。我的床周围都是空的。突然我记起来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爬下了床，拉开厚厚的窗帘，打开窗户。中午的热浪冲进了屋子，太阳悬挂在高空。已经到中午了吗？我不知道。我对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感觉，况且我也没有手表。

　　盘子里的食物看起来令人作呕，所以我碰都没碰一下。我喝了口茶，扎上辫子，然后换上衣服，走出前厅，下了楼，走进花园里，在长椅上坐下来。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感觉都不是真的，像是剧院里上演的戏剧。我坐在椅子上，吊着腿晃动。太阳光直射在我身上，我好像听见妈妈的声音：“小心别中暑了，罗玛。”

　　一个小女孩坐在我旁边，好奇地盯着我。

　　“你一个人来这儿吗？”她问道。我点点头。

　　“你妈妈呢？”

　　我想了想觉得有必要对她撒谎。“她正睡觉呢。”我说。

　　“你想和我们一起玩吗？我们打算去散步。”这个女孩心真好。她想让我高兴些，也许她感觉到我是那么孤独无助。我又点点头。

　　我们———包括女孩，她妈妈和我，步行穿过树林。

　　现在是白天，这个树林很明亮，而且还很凉快。土地很柔软，空气里弥漫着树脂和松针树的味道。我看到前面有许多硕大的、多汁的黑莓，于是跳过去，蹲在地上，我想把它们采回去。

　　突然我感到周围到处都飞满了嗡嗡的野蜜蜂。我做什么伤害它们的事了吗？它们不断攻击我，围追我。我用衣服抽打它们，但是太多了，到处都是———我的头发、耳朵、嘴巴和脖子，全都是。它们蛰痛了我，我尖叫着，哭喊着，跑出了林子。

　　我透过薄雾般的空气，听到身后女孩和她妈妈的呼叫声和脚步声。她们想帮我，但是我根本不可能站在原地不动。恐惧和疼痛使我几乎疯狂。最后蜜蜂终于不再追赶我了，它们飞走了。

　　我站在那儿，颤抖着，胳膊和腿上到处都被蛰得又红又肿。我感到钻心般的疼痛。我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脸，感觉肿肿的，胀胀的。我头发里还有一只蜜蜂，我小心地把它取出来。

　　女孩和她妈妈追着跑了过来。“我可怜的孩子！”她妈妈惊叫道，“快，快回去吧，让你妈妈把凉毛巾缚在被叮过的地方。”

　　我点了点头，感觉自己晕晕沉沉的。接着，我跌跌撞撞地回到旅店，穿过走廊，走进大黑屋子。我脱下衣服，按那个女人说的那样，用湿毛巾把自己包起来。这个过程使我感到一股钻心的痛，但是只是持续了一小会儿。后来，我感到毒素正窜进我的身体，就像喝了毒药一样。

　　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床，铺了床单，昏昏沉沉、半梦半醒地睡了过去。现实离我越来越远。

　　我祖母走到我床边，把她干枯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你会没事的，”她轻声说，“我在这儿陪着你。”

　　她来使我特别高兴，这样我就不再孤独了。

　　“你应该喝些水……你会好起来的……”

　　我喝了水，感到好热，好热。

　　最后我睡着了。

　　我睁不开眼睛，因为我的眼睛肿了，嘴也肿胀起来……

　　周围一切都感觉不到了，只能感觉到身体在慢慢地消失，不再属于我自己，但是思想还属于我。我知道我会好起来的，就像祖母说的那样。我只能坚持撑下去。

　　我感觉在这旅店漆黑的房间里，一昼夜变得好像永无休止。

　　门不时地被打开，我听到了脚步声、微弱不清的撞击声。有人轻轻地推开门，进了房间，移走了我还没碰过的食物，又换上了新的。他没说一句话。我只是躺在那里，感到身体内的毒素正在相互敲打，相互搏击着，不断跳动着，挣扎着。我精疲力竭，感觉自己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气力。

　　我努力试图挺过去。突然一个长着海马形状胡子的人出现在我屋子里。他说他是个司机。“你是罗玛·波济欧姆卡吗？”他问道。

　　我虚弱地点点头。

　　“穿上衣服，我带你去你叔叔家。”

　　他把我的行李拿上车，我摇摇晃晃地跟着他走出去。

　　没有再回头。

7、感觉到家的温暖

　　我立刻就喜欢上米特尔曼叔叔了。他是个医生，个子不高、人很随和。他爱讲笑话，但他对待我却很认真，不像其他的大人那样。

　　“你当时一定非常害怕吧，罗玛，”他说，“一个小女孩，一个人呆在那个大旅店里。在那儿，你一定很不好受。你妈妈昏迷了三天。她得了很严重的脓毒性咽峡炎。当她一刚醒过来，就立刻担心起你，让我把你接过来。你将会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直到她能再下床走路。这样好吗？”

　　这对我来说太好了。米特尔曼叔叔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还带一个小花园。他娶了我父亲的大姨。伯塔老姨又高又胖，有一个尖尖的鼻子。她嗓门很大，容易激动；而叔叔很安静，不爱多说话，尤其是他们俩呆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他有些怕她。但是她对我很好。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些亲戚，能有这样的亲戚真是太好了。

　　战争期间，他们也在集中营———因为我看到他们胳膊上也刺着蓝色编号———但是他们没说过这些。他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他们的儿子，詹尼克，死了。在客厅里摆放着他戴着帽子的照片，帽子上别着校徽。每当他们谈到他的时候，总是很难过。

　　老姨经常让我帮她给花园的植物浇水。这个花园很漂亮，里面有鹅莓灌木丛，就像很久以前我祖母的花园一样，还有鲜花，以及小红萝卜和胡萝卜的蔬菜棚。伯塔老姨还给我买了一只小鸭子。我给她起名字叫卡西娅。它是我最最喜欢的宝贝。她像跟屁虫一样，无论我走到哪儿，它都跟着，在后面嘎嘎地叫个不停。我甚至还把她带进我屋子里。

　　只要有可能，米特尔曼叔叔就会花时间和我在一起玩儿。他给我弹钢琴，弹了很多以前的老歌。听起来并不好听，因为弹得和唱得都走调了。每个人都很喜欢米特尔曼叔叔。白天晚上都会有病人来到他家里。伯塔老姨总是因为这件事而责备他。他们把糕点、鸡蛋、蜂蜜放在楼梯上。有人甚至曾送过一只活鸡。他把挣到的钱放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但是并没有多少钱。到晚上，他数数钱，然后交给伯塔老姨。这时她又责备他没有收病人的费用。

　　“但是他们也没有多少钱。”他边说边和我眨眼睛。

　　“如果一直这样，我们很快就经营不下去了。”伯塔老姨回答说。

　　当我和叔叔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聊起很多事情。他教会我很多东西。我学会了一些病名，懂得了人体结构。他知道很多短小谚语和诗词，而且总是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来，常常引起我们一阵大笑。我总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但他总是耐心地回答我，只有一件事他没有向我解释清楚，就是关于婴儿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

　　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家的温暖，体会到一种安全感。而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多年以后常出现的发呆。当我坐在床上，想到医院的妈妈时，常常会发呆。我完全沉浸其中，没有别的感觉，只听到滴滴答答的钟表声，滴答，滴答，滴答。卡西娅的嘎嘎声也不能把我唤醒，只有当伯塔老姨叫我去吃饭的时候，我才极不情愿地被拽回到现实中来。我喜欢像座雕塑一样坐在那儿。

　　我没有和任何人谈到过这些，甚至也没和米特尔曼叔叔说过这件事。也许我应该这么做———他可能会给我一些帮助。到现在，我明白了这种状态叫做：抑郁。